宗淑听的是心情激荡，这些秘辛哪里是寻常士人所能听到的，这便是官宦子弟，若是父祖辈不是官场中的翘楚，又如何能知晓这等震荡时局的内幕呢！
    他当然知晓惟公之所以一改往日的惜字如金，如此健谈绝非是百无聊赖的找人倾诉，更不会找他倾诉，从宗淑抛去化名让自己在这丹南地界浮上水面开始，他才真正意识到宗家这招牌的含金量，而且父亲与承守真、士悦、子庚节齐名号称四真，最为相似的便是原本都是一般门户出身，而只凭着自身本领，成为世人推崇的佼佼者，这才是四人最为难能可贵之处。
    所谓鸿骞凤立，乃是艰难进学辗转仕途的士子们的追求，而这四人更是寒素士子们学习的榜样，更何况四人各有建树且清名赫赫，而且门生故吏也所谓后进之秀，不让先贤，更让同侪为之侧目，又有不知多少俊杰希冀侧身四人门墙之内，而四人之间也是惺惺相惜，故而今时今日宗淑才有机会能坐在承守真面前，不敢说坐而论道，只是耳提面命已经让旁人羡煞了。
    此时这场对话已经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考校了，这是惟公在表明自己的政纲，而宗淑则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惟公所要的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立场，而是作为宗放嫡子的立场。宗门下一代的当家人的政治立场是极为重要的，即便宗放的长徒菱启已经是子庚相公的左膀右臂，如果没有意外将来也是跻身执政之人，但是还远远不够，哪怕是宗淑今天也并不完全掌握父亲到底拥有着怎样的资源，但只是目之所及，宗淑也意识到惟公已经着眼于整合‘四真’的政治资源了。
    宗淑想明白了这点，不仅没有分毫鄙薄之意，反而更觉得兴奋起来，若是惟公有意革故鼎新，完成庆康新政未竟事业，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之辈，那是生得逢时的大好机遇，是舒展才华的风云际会，因此他更是认真的面对惟公的倾诉与考校。
    其实这也是一场相互的考校，公若有凌云之志，小儿辈何必惜身，唯悉心毕力，首尾共济而已，只是士学士的失败已经让许多有志之士明白纯粹的君子，若是没有水火不避的铁铮铮筋骨是当不起天下先重任的，那么即便是为百姓称颂的酆都承公是否能成为中流砥柱，带领新生一代的仁人志士力挽狂澜呢！
    宗淑心潮澎湃，似乎丝毫影响不到对面端坐的承守真，这位久经风霜的肃臣依旧将往事铺陈开来。
    所谓宁得君子勿得小人，且不论大道，只从谋术着眼，革新派一开始便树立起一个本该成为同道的敌人，而这个最凶险的敌人也彻底以小人之术断送了这个庆康新政，此人便是在新政当人眼里不过是个享外戚余荫的乾惟乔。
    尤其是阳攸那是最为轻视此等攀附皇后的佞幸人家，然而乾惟乔之兄乾惟衍不仅是当时文坛巨擘，以‘西昆体’引领当时文风，更是阳攸等人入仕的贵人。阳攸初入仕便在乾惟衍麾下，而那时阳攸已经是锋铓毕露，所谓凤雏麟子，岂是劳形案牍，日昃旰食之人，然而乾惟衍不仅不以为意，反而更为欣赏阳攸这等名士风范，经年便举荐阳攸返京入了馆阁，只是这些交情随着以阳攸为首倡导推行古道，复兴儒学，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以期扫清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文章平易畅达、反映现实，从而寓教于民，更能裨益朝局。
    庆康新政的诸公因为政见分歧以及行事风格，其实并非如盘石之固，反而是阳攸等人搞起来的文会，因为理念一致，又因为文风清新鲜明，更聚集了许多志同道合之人，甚至可以说宗放、承守真、子庚节、毕士元因此才参与到庆康新政之中，或许也是这个原因，这几位才没有被深刻烙上党人的烙印，即便是慈圣太后临朝称制，毕士元与子庚节甚至能跻身两府，如今毕士元更是成为了政府首相。
    宗淑心中所想甚多，那也是承守真的目的，因为许多事不一层层揭开来看，只是盯着皮毛，甚至不及腠理，这般肤浅的眼界，又能如何理政，如何为政？
    只说阳攸等人崇古复兴纯儒并无过错，只是其将改革文风的矛头便指向了以‘西昆体’名噪当时的乾惟衍等人，而这所谓西昆派可不是只有乾惟衍一人，也随着两股文风的对撞，西昆派也从一个文人雅会泛起的松散群体，凝聚成为守旧派的核心，譬如营丘灏、狐昌齐本来政见上甚至是倾向于士悦等人的，只是因为文风对立，也逐渐倒向了保守势力。
    而这保守势力不只是两位相公以及两位副相，还有乾氏为首的国戚，以及围绕在宣宗大内的许多词臣，林林总总十七人，皆是清贵高官以及地方魁首。
    说到这里，惟公又问向宗淑，
    “你如何看待以我等为首的复古崇儒与西昆派的文学之争？”
    宗淑这时候开始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说起来这西昆体，家父也是深恶痛绝的，每每说起文章来，总以此类比，曾点评道西昆诗人大体是富贵人家出身，哪里晓得人间疾苦，只是一阵昏风、一轮残月、一池寒水便以为人生艰难莫不如是，唏嘘的是心头一点愁，崇尚的是梅花枝头的残雪，说起话来只是让你在云里摸他，做成的诗句每每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只是读不得，所以读不得便是每个字便是都认得，却不知晓该怎么去读，翻来覆去的看便是三清降世也该感慨，这等幽深文字足矣羞煞漫天神仙！”
    “你这小滑头，明道兄揶揄之言，只怕大半出自你口！”
    惟公也是莞尔，就着话题继续说道，
    “岩介批其‘怪谲’，梅圣臣判其‘诡诞’，然而这些都是表象罢了！”
    惟公呷了一口茶，这才仔细说道，
    “所谓西昆体，不过是发扬了大綦宫廷诗文的精髓，又效仿了大晟世家骈文的菁妙，而我们倡导古文，却是取法前朝的礼法文章，这不只是文风差异，其实关系着国家法统与政纲！”
    宗淑听到这话又是一惊，所谓处处皆学问，原来学问从来不是孤芳自赏，都是根深蒂固在这尘世里啊！
    惟公只管继续说下去，
    “咱们大肇虽然雄踞一方，其实相较周边三国，底蕴其实最为薄弱，毕竟西宇以正统自视甚高，北綦也是国戚渊源流长，一脉亲承，至于东晟仗着笼络了世家门阀也占了个传承有序，轩裳华胄。唯有我国太祖以草莽出身，奋武略而定方域，英雄一时却也落寞于根基之浅薄，故而为了杜绝武人觊觎神器，这才抑武崇儒，联合士大夫以致天下太平！”
    却又转折说道，
    “只是太祖冀望于士大夫担负起道统之责，却也将一个尴尬局面放在了我辈面前，便是什么才是大肇的道统？”
    此言一出，宗淑只觉得头顶似乎又是一道惊雷，竟让他也恍惚起来，原来症结就在于此，一个甲子以来，大肇总是囿于太祖打下的江山走不出去，便是拘泥于此，若是不能定道统，朝廷不能坐视群臣掌握实权，文臣不能放任武将征讨四方，即便是士农工商四民也是在这潜在的惶惶不安中，不知道自己的本份何在。
    因为缺少核心的道统，朝廷只能尽可能将士大夫招徕进入政府，以避免士人与朝廷离心离德。然而官员们因为冗官过多，仕途无望，要么寄情于山水，要么将精力投放在经商与置产上，而商人们也因为国域狭小，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要么是助力子孙入仕途，要么也是置产业，醉生梦死罢了，至于农民则成了士商挤压中最为无力挣扎的受害者，于是大量昔日的农民只能混迹于城市中，成为寄身于商贾、主户身边的无依无靠者，唯一可出卖的只是自己的劳力，而这劳力也更为廉价和快速的被更替，而朝廷又不得不掏出大笔税赋来将流民与几乎丧失劳动力的市氓招募为厢军，于是冗兵、冗费也因此逐渐积累起来，永远看不到减少的可能。
    宗淑仿佛已经看穿了叆叇云雾，只感觉茅塞顿开一般，惟公也是笑道，
    “听明白了？看来汝之材质已经璞玉混元，可琢可磨了！”
    点到即止，惟公依旧把往事分析开来。
    原来不只是乾惟衍与阳攸、梅圣臣素有渊源，便是那乾惟乔说起来更与士悦、横玮、毕士元等人有着更深的渊源，原来那时节横山白戎作乱，这乾惟乔以枢密副使衔领西北四路经抚使奉命督师平叛，而士悦、横玮、毕士元便是四路之中当路安抚使，也就是说乾惟乔乃是三人长官，至于他们三人军前效命，还是乾惟乔推动的，一场战事虽然大肇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却赢得十分难堪，其中牵扯了几场败仗，虽然大多是乾惟乔自己的手尾，但是最大的一场败仗却是横玮轻敌冒进而导致的惨败，然而乾惟乔几次三番上书为横玮辩白，终于让横玮全身而退，这其中甚至毕士元都看不过去，乃至如今都不能释怀。
    原因就在于，乾惟乔为横玮推卸责任的借口便是，横玮作为文臣并没有亲自率军冒进，而是在后方远程调度，因此前方军队的失礼乃是领军将领的责任，不能迁罪于并不在场的文臣身上。而这个借口简直可以说是无耻，身为帅臣，他不发令，哪个武将能擅自出战？身为帅臣，不能亲沥矢石，安然待在后方本来就是不负责任的作为，反而成了脱罪的理由，如此以来，文官们也都是有样学样，甚至在毕士元调任北边督师时，便发现有帅臣遥控调度两百里之外兵马之事，至于那应天府尹托病藏在京中，更是常例，至于武将们也是寒了心，否则只是这丹南路上，堪战兵马能有几何？
    即便如此，乾惟乔还是挟平叛军功，已经是志得意满的等着拜相了，这时候便有了阳攸蹦出来弹劾之事，只是这位仁兄不忍因此牵连了横玮，却以乾惟乔在西北战场上损兵折将，无所作为，且为人奸诈狡桀，于军中有不臣之举名义参劾，从而阻止了乾惟乔出任枢密使的可能，岩介更是行文作诗传唱乾惟乔等人的不贤奸佞事，更逼得朝廷将乾惟乔外放地方，彻底改变了政府格局，于是除了杜衍、狐昌齐之外，营丘灏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鹿中殊为枢密使，士悦为参知政事，横玮、毕士元为枢密副使。
    本以为这是庆康新政诸公的胜利，其实危险已经是迫在眉睫。
    乾惟乔不是一个善罢甘休之人，而他的手段也不是这些君子们所能想象和对抗的而一旦被他逮到机会，他便会彻底张开獠牙。
    而阳攸的《朋党论》无异于是将自己的中门大开，而这贼人可是带着毒药来了。
    此时便是源自岩介与士悦幕僚太史殊的一封书信，而这书信的内容就被传扬开来，然而无论如何谁都找不到这封应该存在，却又无法查证到的书信，甚至随着这封信内容的传散，伴随着的还传言官家已经有所行动，可是当御史们真的递上奏章要求查证之时，官家也是一片茫然，但是随之而来的变化，让每个有心人都按捺不住了。
    这便是家喻户晓的岩介伪书案，即岩介书信联络太史殊，作为士悦的谋主，太史殊应该有所作为，毕竟宣宗身子骨实在不济，若是不早做打算，只怕难免给旁人可趁之机，那时节只怕朝局动荡，如今方打开的的局面难免又是波折，于是岩介与太史殊商议，万不得已时，当以史为鉴，大甲昏则太尹逐之，幽帝荒申公伐之，当断则断！
    这无异于公然的阴私勾结，企图谋逆！
    御史将都城朝野传言记录在案，奏到御前，宣宗一反常态的没有要求涉案人等御前自辩，也没有命皇城司、启封府拿人办案搜罗证据，反而是将所有奏疏留中，如此处置，难免有心人动了心思。
    于是，没过几天，又是一番传闻出来，据闻乾惟乔有个侍妾善于临摹他人笔迹，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而这封所谓的岩介通太史殊谋逆案便是此女伪作，将其中原本大发崩然周公摄政改做了幽帝荒申公伐之，只是变动了一句话，另用了一个典故，但是含义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