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务实做交换，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是首先得排除“给钱”这个选项。

    高务实不缺钱，这一点人尽皆知。这位南宁侯爷最大的特点就是于公于私都不缺钱，于公于私都是大明名副其实的活财神。

    于公，他以大学士身份主管财政，还直接身兼户部尚书。在大户部改革之后，天下财权除了内帑之外，几乎尽归其所掌。从京中的都察院、六部等部衙，到各省督、抚衙门及察院有司，没有他的盖印，那是一文钱都拿不到。

    别说拿不到，就算拿多了或者没用完，也得报户部说明情况，又或者拿少了不够用，想要再申请一笔，乃至明年能多拿一点，那更需要户部复核审议。

    总之一句话，天下部衙权力再大，也架不住钱袋子在他高务实手里。他要是看你顺眼，你手头的活儿就有经费好推进，要是看你不顺眼，您老别说活不好干，手底下的人搞不好都要离心离德。

    什么，你说找皇上申述？别开玩笑了，你瞅瞅皇上前次赏给他的辰翰，“尔惟盐梅，汝作舟楫”，朕干什么都离不了爱卿你呀——你觉着皇上是信你还是信他？

    于私，那就更别提了。京华现在到底有多少钱，没准连高务实自己都已经没数了。账面上的钱款还好说，这肯定是有数的，可是京华的资产怎么算？

    京华银行、京华商社、京华基建、京华医药……以及京华那几处犹如城市一般规模巨大的工业区，还有那不知怎么计算价值的南北两洋舰队等等，这些就已经难以计数了，何况京华还实际控制着南疆南洋那么巨大的地盘，这又如何算账？

    所以，大明朝野内外都知道，要和高务实搞关系，“给钱”是最无意义的，你就算拿出全副身家，在人家那儿可能也无非九牛一毛，根本入不得他的法眼。因此，要与高务实做交换，肯定只能拿出一些对他有意义的政治筹码才行。

    当然，话虽如此，赵凤威那七万两银子还得是赵志皋自己来想办法填窟窿，这笔钱高务实肯定不会给他垫付。

    撇开这笔钱要从哪筹集先不提，赵志皋能拿出什么让高务实心动的政治筹码？

    其实当天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赵志皋的第一反应是请辞。当然，请辞不能算交换，称得上交换的是，在请辞的同时举荐一位实学派的官员替补进内阁。

    内阁现在的组成及排名是这样的：中极殿大学士王家屏、建极殿大学士梁梦龙、文华殿大学士高务实、武英殿大学士赵志皋、文渊阁大学士沉一贯、东阁大学士周咏。

    除开首辅王家屏之外，其余五位阁老中有三位实学派、两位心学派。而众所周知的是，王家屏和梁梦龙都不会再做太久，即将致仕回乡。

    届时，也就是王家屏离任之时，他会不会举荐一人递补入阁，这一点尚未可知，但按照惯例而言，他是有权举荐的，皇帝也肯定会考虑并召集九卿廷推，亦或者搞大廷推。

    不过即便他会这么做，那也应该会举荐一位中立派，也就是传统理学一派的官员，而不大可能会在实学派和心学派官员之中挑人。再说，按照皇帝的心思来说，他可能也更希望王家屏举荐的是一位中立派官员。

    当然，就算王家屏举荐了一位中立派官员入阁，对于实学派而言也没有损失，因为王家屏和梁梦龙一退，高务实几乎铁板钉钉要做首辅。

    首辅之位，那可比递补入阁的新阁老重要太多了，尤其是让高务实出任的话。

    这个要怎么说呢？简而言之，就是首辅有多大权力，主要不是看这个职务本身给人多大的权力，而是出任首辅的这个人有能力掌握多大的权力。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离谱，堂堂大明文臣之首，怎么其权力居然不是职务赋予的，而是要看个人？

    这就是大明内阁制度的操蛋之处了：内阁这个部门，它本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制之官”！之前早就多次说过，内阁原本不过是皇帝处理政务的一个辅左机构，地位了不起也就只是个“秘书处”。

    明朝以前历代王朝的宰相权力都非常大，所以往往采取群相制，用以分散宰相的权利。可见，有时地位最隆的宰相依然可以大权独揽，直接涉及到了君权，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毕竟宰相拥有的权利主要有决策权、参政权和行政权，人们经常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指的就是宰相。

    胡惟庸一桉之后，朱元章玩了一把大的，直接把宰相制度给废除了。这一手看起来很爽，可谓中国封建君权达到巅峰的表现。可是问题在于古代之所以形成君权与相权并行不悖的长期现实，那本就是因为客观条件需要那样的制度。

    结果因为朱元章这么一搞，明朝便规定了朝廷事务的决策权必须是皇帝自己本人，内阁的主要权利只能是参政权，六部主要是行政权，地方上分别以布政使司等机构分管行政、司法和军事，三权互相制约。

    三权分立，多么“现代”、“先进”的名词呀，可是三权分立就真的那么好吗？让我们看看明代三权分立之下的现实好了。

    乍一看，大明这个三权分立的确很妙，内阁制度也异常先进。例如原历史上的嘉隆万三朝，皇帝要么沉迷修道，要么专心造人，要么与外廷赌气不见臣子，可是一点没耽搁三位皇帝掌握天下大权，其在幕后处理朝政也丝毫不慌，政治制度看起来异常平稳。

    但是这里就要说一句名言了：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因为相关问题本书前文已经有过各方面论述，这里就只放结论了。代价最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容易出现宦官乱政；二，必然导致党争愈演愈烈。

    宦官乱政这一点，主要看皇帝本人对于宦官乱政的威胁是否重视，理论上只要皇帝想管，明朝的宦官是乱不了政的。

    但是必须要注意，尽管大明皇帝理论上有能力控制任何宦官，但有些时候宦官乱政依旧必然产生。如皇帝冲龄即位，对某位或某些宦官有严重的依赖心理，这就极易导致宦官乱政；又如皇帝的君权与文官集团的臣权严重对立之时，皇帝假托宦官之手来压制文官集团，也会导致宦官乱政。

    至于“必然导致党争愈演愈烈”，这或许稍微需要分析一下原因。

    内阁制度不是真正的宰相制度，内阁首辅也不是真正的宰相。然而从现实政治的需求而言，如果朝廷的行政决策体系之中没有一个文官首领，将会导致两个最直接的后果：

    其一，朝廷形成决策的过程拖沓迟缓，并且由于首辅不是宰相，该决策形成之后的权威性也大打折扣。

    有人或许不同意，认为大明的决策虽然不是由“宰相”做出的，但它是由皇帝最终批红决断的啊！怎么，皇帝的权威性还不如你区区宰相不成？

    这就是关键所在了——朝廷各级官员口中认可的“权威性”，和他们心中认可的“权威性”，其实是不一样的。

    在口头上，任何朝廷官员都会表示“圣明不过皇上”，但其实大家真正信任的永远都是经历过各种风吹浪打，或者多年苦熬上来的文官领袖。

    你要问原因？皇帝是靠继承来的，但才干并不能继承，即便先帝再怎么英明神武，今上也可能是个二百五；

    文官领袖则不同，即便有些人看似是苦熬资历上位，但其实也依然是在险恶的官场杀出重围的佼佼者——你光会熬资历早就被人顶掉了。能成为文官领袖，意味着你无论如何一定是作对了什么事。

    既然如此，同为文官的群臣究竟会更加信任谁的能力，那还用说么？可是结果呢，现在的决议并不一定是文官领袖的意见，而只是皇帝的意见，大家即便嘴上不敢说反对，心里谁不会腹诽一句：此乱命也。

    如此，就可以说明为何内阁制会导致朝廷决策的权威性受到打击——这玩意儿不一定是我们文官集团认可的！

    其二，在上一条这个前提下，首辅的产生过程更加使得文官集团内斗加剧。

    废除宰相制使得文官集团没有了名正言顺的领袖，但一个集体想要团结高效又必须有一个核心存在，那么为了成为这个核心人物，所有人都不得不想尽办法，希图上位。

    或许有人要问了，以前的宰相制不也是“一个核心”吗？怎么宰相制下没有“必然党争愈演愈烈”，首辅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假宰相反而会导致“必然党争愈演愈烈”？这就又得说明朝的制度的确很神奇了。

    以前历朝历代的宰相怎么来的？皇帝任命。

    没错，就这么简单：皇帝任命宰相，宰相驾驭百官，同时对皇帝负责。

    这个制度虽然简单，但是责权十分明晰。朕任命你为宰相，你要负责做好XXXX工作，做得好了，朕给赏；做得不好，朕换人。

    结果明朝的内阁制度把这个规矩换了，换成什么了？大名鼎鼎的廷推。

    后世经常有人夸赞廷推，认为这甚至有了皿煮的范儿，十分先进。这其实就和很多人一说西式皿煮传统就夸雅典皿煮制度一样无知。

    雅典的皿煮从来不是全民皿煮，它只是雅典城原住民的皿煮，城中其他几个阶层连R权都没有，谈什么鬼皿煮？

    而廷推制度之所以出现，本质上也是因为皇权一刀把相权砍了，文官集团的反抗意志日渐高涨，不得已之下才做出的变通，它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然而这个制度根本上来说就是个畸形怪，因为它导致了文官集团首领的责权由此变得非常不明晰——你这首辅到底是为皇帝站台的，还是为我们文官集团站台的？

    教员说过，处理敌我矛盾的首要任务是区分敌我。所以，你这首辅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如果都不明确，那你的地位肯定尴尬。而偏偏廷推制度把这种不明确推到了巅峰：重臣共议，皇帝拍板。

    现在好了，首辅是文官集团的顶层代表们推选出来的，但最终是由皇帝下旨认定的——请问现在你是哪边的人？

    为何大明的首辅不好干，要么做权臣，要么做庸臣？这不是首辅自己凭借个人意志就能改变的，是制度基础就在这儿摆着。

    假如你和皇帝同心同德，皇帝会容忍你去做明面上的权臣，但这就意味着你和大多数文官同僚会出现矛盾冲突，他们对你的容忍度往往不高。

    这里几乎可以随便找大明历史上的所谓“权臣”级别的首辅来看：严嵩、高拱、张居正，哪一位是在整个文官集团层面被当时朝野公论“一代贤相”的吗？其实没有，他们的“人缘”都不太好。

    严嵩不必说了，这厮自身槽点太多，被骂几百年也实属正常，但即便如此，后世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他其实对当时朝廷的稳定还是起了不少作用的。

    高拱呢？王世贞作为当时之人，又是文坛领袖，其在写《首辅传》时对高拱那真是有黑点要黑，没有黑点制造黑点也要黑。

    高拱雷厉风行，发现不端立刻指出，发现错误立刻要求改正，这本是做实事的领袖人物该有的精神气，结果在王世贞笔下就成了“性急迫，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有敢抗者。”

    好家伙，人家高拱管吏制，抓了一堆贪官，新修了考课法加强官员考核，对不合格的官员该降级的降级，该罢黜的罢黜，到你王世贞这儿就变成性急迫不能容物了，变成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有敢抗者了？怎么说，还非得和和气气，什么尸位素餐都装看不见才好？

    张居正呢？这位生前荣宠不断，结果在死后差点被开棺鞭尸，百官群起而攻之，把他骂得宛如过街老鼠。以至于他在《神宗实录》里的盖棺定论居然是“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虽说高务实老说张居正只是改良，称不上改革，因为他没有“鼎故革新”之举，只是在原本腐朽的大厦上修修补补了一番，可是……人家至少认真修补过了啊！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这么个名声？

    好在不久之后便有人开始为他翻桉，而后世学界甚至出于某种需求，把他重新抬了出来，夸耀无比，乃至于言过其实。

    总之一句话，在大明朝要做好这个首辅，最为难的就是如何定义自身是谁的代表——皇帝，亦或群臣？

    在赵志皋看来，高务实在这一点上反而不必顾虑太多，因为他的身份和立场实际上早已决定：实学派一直以来就是保皇党。

    所以赵志皋认为，高务实上位首辅，一定是个权臣，因为他要做的基本都是皇帝认可的事，皇帝会给予他一切必要的支持，而这必然会给心学派带来更加巨大的压力。

    然而，同样看到这一点的沉一贯选择对抗，坚决与高务实作对，而赵志皋却不这么看，他的选择是退让，坐看高务实权力登顶。

    那么，赵志皋真如沉一贯所见，是个胆小如鼠之辈吗？如果仅仅这么看，那就太小瞧赵志皋了。赵志皋的退让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他在决定此事之时便喃喃自语，念叨起《晋书·王豹传》中的一段话：“今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蒺梨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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