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进入到这种层面，社会矛盾势必会增加，社会治安势必会混乱，再老实的农民，在生活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他们不会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他们势必会铤而走险，走向极端，去做不耻于人的事，这样就会引发了官场震动，打压和反打压的结果，往往会酿成悲剧，往往酿成及其严重的悲剧。
    在民族危难时刻，杨里梅以及县属部门官员，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谁也不敢有半点的懈怠，他们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好工作，努力去做好份内及份外工作，至于工作报酬，他们已经置之于脑后，懒得去计较。
    抗战时代，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延缓生命的生活物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感到很满足，已经感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现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不能做到的，生活在抗战时代的人，只能去做有利于抗战的事，否则就会遭报应，受到严惩。
    看似纯净的空气里，总会有尘灰，有人抗战，就会有人投敌，有人支持抗战，就会有人破坏抗战，云里县村民，前往工地修筑滇缅公路，留守村民大力支持，而在这个时候，躲在深山老林的土匪，趁机搞事，他们四处游荡，大肆抢劫，屯集财物。
    土匪的行为，给云里县带来了动荡，村民不敢出门，不敢下地干活，云里县社会治安急需整治，云里县与周边三县联动，对土匪实行大规模围剿，予以毁灭性打击。
    土匪头子被抓到云里县城，公审之后，公开枪毙，土匪则交给宪兵，在宪兵的监督下，去开荒种地。
    这些土匪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现在被抓，吃最差的饭菜，住最差的窝棚，干最重的活路，算是遭了报应，有两个土匪偷懒，不想干活，怨天怨地，宪兵大怒，当众开枪射杀，像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现在，可能认为宪兵残暴，但是在当时，如果对土匪讲仁慈，就不会对土匪起到震慑作用，保护百姓利益，维护地方稳定，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看到同伴被杀，土匪不敢怒，不敢言，他们意识到，要想活命，唯有重新做人，经过近两年劳动改造，这些土匪回到老家，诚实劳动，诚信做人，不再去做危害百姓的事，云里县社会治安，得到明显好转，百姓敢出门，敢下地干活，生产生活都趋于稳定。
    大规模围剿土匪，云里县政府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仅哨乌箐土匪窝，没收粮食二十万斤，骡马三百余区，金银财宝无数，没收的粮食被送往工地，骡马被送往内地抗战前线，金银财宝被换成现钱，用来支付县里工作人员工资，而先前向农民收取的费用，部分得到减免。
    两百来号李刀磨村民，在八达河工地干活，生活物资需要得到保障，生产工具也需要得到保障，在坚硬的石头面前，钢钎、锄头、撬棍等劳动工具，损毁严重，需要及时得到补。
    这些事情落在赵唯城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被杨里梅责骂，但是他并没有怨言，因为他明白杨里梅心里不仅担忧，而且非常担忧，杨里梅并不比他轻松，好在这时，云里县联合周边三县，实施大规模剿匪，县里从土匪窝得到大量枪械及刀具，赵唯城叫人把收缴来的铁器，送往铁匠铺，熔化之后，打造出工地所需工具，缓解了修路工地工具不足的问题，加快了工程进度。
    当时的云里县城，下片是县城的中心，上片是县城的副中心，如果不是明朝时代，在云里江面修建了云里桥，或许不会有云里县古街，博南古道穿过下片，走东旁村进入密场，一路朝西走到后乔、溪沙、南甸、川剑，跟沧浪古道连接起来。
    云里县城兔街应运而生，成为紧邻密场的重要集市，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前后十天，云里县老百姓，从不同的村寨涌向兔街，在这里进行大牲口交易，使之成为固定的集市，
    抗战时代，云里县政府坐落在兔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政府实施整体搬迁，搬离了兔街。
    当时的云里县政府，有两栋政府办公用房，每一栋都是两层，相关部门，俨然散乱的星星，簇拥在县政府四周，各司其责。
    杨里梅早就想到再建一栋办公楼，连建房资金都准备好，都已到位，不巧在这时，外敌侵占中国，杨里梅当即停止了再建办公楼的想法，他把精力用在维护地方治安上，用在修筑滇缅公路上。
    适当修建办公楼，适当改善办公条件，没有错，一点也没有错，但是，当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当民族处在生死存亡时刻，委屈自己，顾全大局，显得格外重要，尤为重要，杨里梅知道，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抗战，全面抗战，等到抗战胜利，如果条件允许，再建办公楼也不迟。
    云里县，原名云里昭，在某朝，云里诏势力强盛，仅次于析越诏。舍蒙诏在六诏中势力虽然最弱，但是该诏得到某朝大力支持，先灭析越诏，最后灭云里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