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也面色古怪，礼部尚书乃是名义上的六部之首，名正言顺的政事堂宰辅之一，甚至距离宰辅之首也不过一步之遥，真正的清贵官职、文坛领袖，于文官之中拥有非同寻常的号召力，看似务虚，实则权柄极大……
    缘何房俊却迟迟不肯前往衙门主持部务？
    不过他胸襟豁达，也不去追问房俊到底是何原因，只对自家儿子说道：“二郎智谋出众、高屋建瓴，眼界魄力岂是你能企及？只需好生履行职责，其余之事少问。”
    孔志约果然不敢再说，却提及另外一件事：“如今奉行天下的药典以白先生遗留之《本草经集注》，然颇多谬误，这两日整理弘文馆藏书之时正巧遇见，翻阅之下，果然如此。医术之道，死生之地，分毫之间可决人存亡，岂敢舛谬？越国公名下有多间印书坊，是否可重新编撰此书，刊行天下？”
    “白先生”便是南朝“大神”陶弘景，此君乃出身道门，学究天人，生平喜好炼丹，精通药理，留下着作数部，中年之时辞官归隐，创立了“茅山派”……
    孔颖达对此颇为支持，对房俊道：“编书固然颇多靡费，但却是惠及苍生的好事，二郎家中财货无算、富可敌国，自当效彷当初编撰《字典》《农书》之初心，一以贯之。钱帛名利只是过眼云烟，但一部书籍却可永久流传，二郎之名讳亦能流芳百世，此之为大道。”
    世人所推崇之立功、立言、立德，此位三不朽，说到底，就是因为华夏文化更在乎“身后名”，某些人所谓“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言论，在华夏简直就是荒谬绝伦。
    因为房俊的印书馆与魏王李泰合作，以活字印刷之术印刷典籍，成本低廉，惠及天下无数寒门学子，且房俊家资亿万、富可敌国，此等造福苍生之好事，自当出一份力。
    而且编书这种事，房俊很在行……
    房俊倒是不在意靡费钱帛，想了想，道：“此事不难，不过待太子殿下登基之后，吾向殿下谏言，由朝廷主导编撰此书，也不必重新修撰，大可以以《本草经集注》《神农本草经》等书作为依据，然后汇集天下名医，编撰一部可通行天下之《药典》，刊行天下，我会建议由世兄你来主导。”
    据他所知，从古至今尚未有朝廷中枢编撰的药典，若能成为历史第一，也算是送给李承乾登基的一个礼物。
    但凡有些追求的皇帝，上位之后首要考虑的事情除了建筑陵寝，便是修撰书籍……
    至于孔志约能否胜任这个主编的位置，却是无需担忧，这年头书籍极少，且随着黄老之学盛行，修身养性之余自然注重身体健康，读书人除去经义典籍之外也大多通读医书，信奉的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况且孔家家学渊源，孔志约就算不行，身后还有孔颖达这个大神呢，也算是送给孔家的一份厚礼。
    孔志约果然激动万分，起身鞠躬致谢，谦虚道：“吾何德何能，岂敢觊觎主编之位？只要能参与其中、附于骥尾，便心愿已足，多谢越国公抬举。”
    房俊哈哈一笑，道：“你我通家之好，何须如此客气？不过你若是真心感激，不妨劝一劝你这位老父，让他出出力，帮我替太子殿下择选一个合适的年号，这方面我实在是自愧不如。”
    孔颖达没好气道：“就知道你无故登门不安好心！你是礼部尚书，衙门里皆是学贯古今的大儒，何须我一个老不死的置喙？”
    不过见到自家儿子满含希冀的眼神，心底一软，终究还是叹气着答应下来：“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他已经致仕，闲暇之时要么与魏王李泰一道关注天下各地府学、乡学的情况，要么悠游林泉含饴弄孙，实不愿沾染中枢之事。
    *****
    自孔家出来，未等上马返家，便见到有宫中内侍候在门外，言及太子殿下召见，房俊不敢怠慢，赶紧翻身上马，策骑直奔承天门，入宫之后直抵武德殿求见太子。
    书斋之内，李承乾将先前刘自道谏言说了一遍，询问房俊的意见。
    房俊当即道：“刘思道能力卓绝，然心术不正，谄佞之臣也！”
    李承乾大惊：“二郎何出此言？”
    虽然刘自其人立场不坚，左右摇摆，但既然能够于父皇在位之时执掌御史台多年，自当是风骨奇伟、器识高爽之辈，何以被房俊冠以“谄佞之臣”之评语？
    房俊喝了口茶水，解释道：“晋王亦是先帝嫡子，且先帝在时每每有立其为储之念，朝野咸知，加之此刻晋王号称有先帝传位之遗诏在手，朝野上下明里暗里支持者甚多，此刻殿下与晋王争夺皇位，暗中与其勾连者几乎不可计数。”
    李承乾颔首。
    这个“不可计数”并不是说人多的数不过来，而是很多人明面上支持他这个太子，但暗地里同样对晋王予以支持，这种人表里不一两面派，很难明确区分。
    但肯定人数不少。
    房俊续道：“若说一旦有证据便予以收监审讯，而后予以惩处，势必大兴牢狱，导致人心惶惶！更有甚者，若牵扯到先帝几位皇子，殿下是否要大义灭亲？”
    李承乾迟疑道：“这个……只要不是十恶不赦之大罪，孤岂能忍心责罚？”
    且不说他性格软弱、待人宽厚，单只“亲亲相隐”这一条，便令他投鼠忌器，想处置都不能。
    这年头于宗族之间，“亲亲相隐”乃是主流，谁若大义灭亲，非但不会被称颂一句“大公无私”，反而要遭受天下唾骂。
    秦朝之时，律法便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告之，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早已深入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结构之根基，“君臣父子，亲亲相隐”这一套奉行不悖。
    更别说现在先帝驾崩，晋王争夺皇位的口号当中便有“迫害手足”这一条，若是严惩与晋王勾结的兄弟，岂不是落人口实？
    房俊叹气道：“所以微臣说刘思道不是个东西，若当真以他之谏言行事，‘百骑司’瞬间壮大，肆虐朝野，牵扯入内之人不知凡几，坊市之间不能理会律法之严谨，只会认为殿下苛虐残暴，所有骂名都归于殿下一身，难以洗脱。就好似当年隋炀帝一般，难道隋炀帝当真就如同天下传言那般荒淫无道、暴虐苛刻？这其中，关陇门阀下了多少力气、使了多少绊子，想必殿下您是清楚的。”
    他这话其实有些不尽不实。
    “百骑司”那是什么所在？纯正的“特务机构”！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部门，无一例外的都要遭受后世唾骂，连带着重用这些特务的皇帝也被黑得不行。
    但事实上，这样一个部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极大，不能预防国内有可能发生的叛乱，也能侦知敌国的动向，预先做出针对性的应对，确保国境内外的稳定安全。
    结果因为有些皇帝依仗其完成自己的高压统治，使得这些特务机构脱离于朝堂之外，不受百官监督，只由皇帝指挥，严重触犯了官员阶级的利益，故而极力反对。
    不仅反对，掌握着话语权的文官们还要予以抹黑……皇帝的话未必传诸于后世，但文人的文章一定可以。
    一旦“百骑司”业务兴隆，必然遭致朝野一片骂声。
    而身为文官新领袖的刘自则可以完全掌握话语权，他这个提倡者不会被外人知晓，反倒是他算准了李承乾必定向房俊这个心腹近臣征询意见，完全可以将所有的黑锅都推到房俊身上。
    到时候太子面对舆论重压，以其绵软的性格，未必不会对房俊心怀埋怨……
    李承乾也不是笨蛋，虽然房俊言语之中有些未尽之意，但他略一琢磨，也就明白过来。
    苦笑道：“孤对二郎甚为倚重，不料却成为旁人攻讦之弱点，差点误了大事。”
    房俊自然不会说什么“殿下当有主见，不能事事征询文臣意见”这种傻话，皇权社会，能够拥有圣卷那是比通天本事还要重要的，只要圣卷不失，自然权柄在握。
    而圣卷体现在什么地方？
    自然是对于君王的影响力……
    “殿下无需如此，正所谓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先帝为何善于纳谏且敢于纳谏？正因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先帝设置政事堂辅左处置朝政国事，也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再是惊才绝艳、智谋出众，也难免有倏忽之处，但若是一群聪明人聚在一处处置问题，出错的概率便可以降至最低。为君王者，最忌刚愎自负，只要能够做到识人用人，何愁社稷不振、国家不兴？”
    所以说“明主”最是令人又爱又恨，因为“明主”往往极端自信，主意极正，杀伐果断，天下人之生死皆操之于手，一言而决人之生死。
    谁又愿意效力于这样的帝王麾下，朝不保夕、生命财产随时受到威胁呢？
    这就是“人治”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