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结束、和谈既成，俱酒从谷坝城出发，亲自前往白水关和玉垒关进行了一番巡视。
    古人的智慧诚不我欺，两大雄关地势险峻，层崖峭壁，虎牙桀立，扪参历进，真真正正是战略要地。
    随后俱酒在白水关召开军事会议，将四大主将章蟜、儿良、淳于浩、端木伯御以及南郑长史端木仲敖全部召集起来，对南郑政权迄今为止打得最大的一仗，进行系统总结。
    首先，此次用兵，是一次“诛无道”的行动，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救被青氐压榨迫害的“野人”同胞。
    南郑方面始终占据着“救民于水火”的道德高地。
    会议期间，一些参加作战的野人青年，还上演了一出跪谢客卿的动人戏码，使全军上下更觉此次作战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为自己能参与此次战役而倍感自豪。
    其次，此次用兵，是一次大型实战锻炼，是一次磨炼队伍、坚强意志、锻造铁军的重要行动，对南郑军队战斗力和军事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参战的三营队伍，都表现出善打大仗、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优异特质。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敢打、敢拼，能打、能拼，会打、会拼的战斗集体和战斗英雄。
    第三，此次用兵，打出了声威，扩大了地盘，夺取了经济命脉金矿，与白马氐国结为盟友，还获得良马输入的机会，对于南郑政权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
    第四，此次用兵，几乎打通了半条“金牛道”，占据了阳平关、白水关、玉垒关、阳安关（无累城）、铁锁关（度洒城）等一系列控制性关口，为将来平定巴蜀做好了稳固铺垫。
    第五，此次用兵，基本上没有造成大的兵员损失。部队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及时将被解救的“野人”和投降的青氐编入军队，打到最后，各部人马不减反增。
    第六条，俱酒没有说出来，但在他心里认为，此次用兵青氐，与后世的抗美援朝战争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这是一场立国之战、立威之战、立军之战，所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至少对陇蜀边界的各类少数民族形成了强悍的震慑，为南郑腹地的和平发展争取了三到五年的、难得的和平建设环境。
    与此同时，端木仲敖也汇报了南郑方面的工作，卡在金牛道与祁山道上的阳平关已经修筑完成，定军山军事堡垒业已建立，一举控制了由秦入蜀的咽喉地带，同时保证了南郑政权的西部安全。
    找矿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铜矿已经开始了初采，并取得了部分样品。铜在战国时代也具有货币属性，是不可多得的战略资源；
    铁矿按照《管子》书中的办法，也找到了几处矿山，正在进行试掘工作。
    接下来，俱酒重点进行了奖赏和祭奠，重点是激励军心，保持军威，传承通过打仗取得的军队优秀基因。
    俱酒命令在白水关后的山巅修筑英灵碑，并亲自主持了奠基仪式，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死难烈士仪式。
    俱酒亲自酹酒三爵，作了长篇祭文，读得那叫一个情真意切、涕泗横流，在战国人命如草芥的年代，大大收买了一波人心。
    同时下令南郑长史端木仲敖，对死难烈士家属进行优厚抚恤，对其家人给予增加授田、免役免粮若干年等不同的奖赏，并形成制度，长期执行。
    为了表彰这些英勇参战的士卒，俱酒参照后世部队记功制度，正式建立嘉奖、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以及荣誉称号六级记功体制，分为集体和个人。
    记功制度与军功爵制度不同，一支部队、一个军卒，在不同的战斗中立功，可以多次记功。类似记三等功n次，二等功n次等等。
    而军功爵制度则是累升体系，需要不断地升级。
    显然以现在南郑这点小地盘来讲，实施全民军功爵制度的条件还不太成熟。
    俱酒的计划是，拼下巴蜀之后再结合实际建立一整套军功爵制度。
    对立功受奖的军卒，由长史伯御，组织村社父老，敲锣打鼓，十字批红，对其家属进行表彰。
    并根据立功等级不同，分别给予授田、赐钱、免贡赋、免徭役若干年等不同的奖励，使战士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
    此战，根据各营表现，授予勇夺玉垒关、白水关两大关口，并协助儿良击退白氐马队的“蟜字营”记集体一等功一次；主将章蟜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授予勇夺金矿、打下谷坝城、协防白水关的“良字营”记集体二等功一次，主将儿良记个人二等功一次；副将端木伯御记个人三等功一次；
    授予率领水师攻下无累城的“浩字营”记集体二等功一次，主将淳于浩记个人三等功一次。
    对这两位复姓的将领，俱酒给予的奖励稍逊色于其他人，这也算是对二人设局欺瞒羊图，私自出战无累城行为的一种警醒。
    对负责后勤辎重补给工作、以及负责金矿后续开采与冶炼的羊图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对在后方研制出腰张弩、蹶张弩以及三棱箭镞，并且实现了弩机标准化生产的田系墨匠团队，记集体二等功；
    对研发出香水，并取得较高市场收益的女墨匠团休，记集体二等功；
    对其他人等也给予了不同的封赏，反正有金矿在手，南郑政权一时不差钱。
    俱酒又对各部的军制和驻防地进行了调整。
    以军事主管的名字命名为部队的名字，起源于曾国藩的湘军“勇营”体制，成熟于李鸿章的“淮军”。
    这种命名方式，有助于军事主官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力，也更容易增加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经过此战，各部的人马都有了大幅增长，以“营”来命名肯定是不匹配的。
    当年淮军迅速发展后，仍坚持以军事主管名字命名部队，但直接由“营”升“军”。
    比如刘铭传的“铭字营”，直接升格为“铭军”。但这个军也是有水分的，并没有达到一军的人马，这个“军”算是“部队”的意思。
    战国时代，大国诸侯才三军，俱酒要是建立数个军，就太不低调了，所以俱酒本着低调发展的原则，进行了各营的调整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