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的说，在眼下这个时期，培养人才并不需要朝着十项全能、惊才绝艳的方向去培养。
    说实在话，还是那么回事儿。
    虽然说大陆的人口比南洋本土要多得多，一个县所辖的人口，也比南洋的一个县所辖的人口要多得多，但是治理一個基层单位所需要的才能并不是惊才绝艳的那种级别。
    只要接受了基础的教育，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但凡是智商正常的人都能胜任基层单位的行政工作。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真正需要注意的，不是那些精彩绝艳的大才，而是去执行这些大才所制定的战略规划任务的基层工作人员。
    就是这些智商正常的在基层工作的小人物，他们执行力度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国家到底能不能够正常的发展，并且长期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阶段当中。
    如果说这群基层的执行人员不能很好地完成惊才绝艳的大人物们所制定的计划，那么这个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
    计划再好，再完美，再惊艳，也需要有人执行到位，对不对？
    所以说寻找惊才绝艳的大才那确实是一个国家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对于基层普通的人才的培养，才是教育培养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历朝历代的帝国政府所执行的科举考试这一制度所选拔出来的进士、同进士往往都是官员，而不是更关键的吏员。
    官员在整个国家官吏群体当中只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剩下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吏员。
    如果说这些吏员没有很好的素质，不能很好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无论官员多么努力，多么有才华，执行不到位也是没有用的。
    官员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够亲自去指导每一个老农该如何用最新款式的农具提高生产效率。
    历朝历代的教育和选拔制度在吏员这方面是相对而言比较模糊和暧昧的，经常出现把地方上的一部分权力交给地方上自己来处理的局面。
    那么地方上的大型家族出于自身的优势，自然而然就在这一阶段当中获得了一部分关键的权力，长期担任一个重要吏员职位，甚至可以做到在家族内部世袭这一关键职位。
    以至于出现了流水的县官铁打的吏。
    而这些人比起为了国家而付出，当然更看重为了家族和自己而付出，对于中央的一些政策，如果说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很高兴就会愿意贯彻到底，如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可能就会阳奉阴违不去执行。
    这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赵学宁的规划当中，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吏员储备，只有经过行政工作的锻炼之后才有可能晋升成为官员，而不是通过考试直接选拔任免官员。
    这一点是兰芳的教育和考试制度的一个根本性原则，等于从制度上将国家官吏的全部任免权力都收了回来。
    过去历朝历代限于本身资源的不足、交通的不便利和财政的紧张，只能培养选拔官员，拿不出更多的资源或者说不愿意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培养吏员。
    对于吏员的安排和任免包括福利都是比较模糊的，并没有一个完善的规则，也就无法很好的治理吏员。
    吏员素质良莠不齐，朝廷也就没有办法把那些精彩绝艳的人才所制定的政策贯彻到地方。
    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天才制定的计划却是由一群蠢材来执行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政策的执行往往一团乱麻，一个好政策落到地方都变了样。
    赵学宁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决定从基层做起，在工业革命的前夜，决定将官吏的任免权力和选拔培包括培养的权力全部都收归国家。
    诚然，在初期想要搞定一整套完善的规章制度是比较难的，贯彻执行更是难上加难，需要的钱非常的多，但是在最开始搞一个青春迷你版做个实验、给大家熟悉熟悉新的制度，这一点还是不难的。
    带清留下来的那些官员、吏员，脑袋后面的辫子是割掉了，但是心里的辫子还在。
    他们很少有老老实实办事的，要么就是暗戳戳想要搞事情的存在，要么就是一心一意为了自己谋福利的家伙。
    把他们留下来，他们能做的除了干坏事，就是把米价吃贵，正儿八经需要做的事情，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把带清时期应付上级的办法拿来应付兰芳。
    这一招他们玩的炉火纯青。
    不少安排到地方的兰芳官员多次向长沙提交报告，说这帮混蛋办事阳奉阴违，拖字诀用的炉火纯青，除非亲眼盯着，否则能不干事就不干事。
    这都算是好的。
    毕竟只是不干事，算是懒政，没有坏事。
    还有些人专门坏事。
    一旦发现自己没有生命危险了，兰芳驻军走了，或者说上级兰芳官员的监管稍微松懈了一些，立刻固态萌发，开始吃里扒外欺上瞒下。
    工程款要贪污，物料要贪污，农庄组织的活计要给他们胡乱指挥，克扣伙食、工钱之类的，把他们在带清干的那一套全给带到了兰芳，搞得地方上老百姓怨声载道，把数量有限的兰芳官员也搞得筋疲力尽。
    最后给赵学宁逼得没有办法，采取了特殊策略，令司法总局组织了好几支巡查组前往地方，到处巡查，不通报行程，专搞突击检查，看到有乱搞的官员、吏员，就地审判，当众处死，举着鞭子威慑地方。
    这是应急的措施，用弘历式的恐怖手段鞭策、威逼那些贱骨头老实办事。
    但那些家伙赵学宁完全不打算继续任用，一旦有了合适的人选替代，该问罪的问罪，该丢到铜州去挖矿的就去挖矿。
    兰芳眼下没有那么多人才能够用来接替那些虫豸，所以只能暂时容忍那些危害程度比较轻的虫豸继续存在。
    因为要淘汰的人数比较多，那么需要推出去接管权力的人数也会比较多，兰芳政权需要培养的人才的数量也就是相当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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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财政部和教育部加在一起进行了一次联合会议。
    会议上，两个部门对于将要支出的钱财的数量进行了一次审核，大家一致认为这一次支出将远超以往的任何一次支出，对于财政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当下还有比较大的军事压力和行政维稳压力，财政部总长唐文山建议赵学宁暂缓推动这一政策，但是赵学宁认为这是有必要的，所以坚持自己的看法。
    并且赵学宁还打算将这个教育制度逐渐完善，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希望扫清整个中华大地上的文盲。
    工业生产需要人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公民社会也需要人们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想要让共和主义浸润整个中华大地，更需要人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总而言之，如果中华大地没有办法基本铲除文盲，那么进一步的工业化也就是空中楼阁了。
    所以赵学宁在会议上面就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发表了一番演讲。
    “我知道这一次的支出是很大的，我也知道这对于我们的财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想要说明的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使命。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驱逐鞑虏，再造中华！什么是再造中华？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明确了，我们需要的是从里到外，将中华再造一次。
    既然如此，就由不得我们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我们必须要将大清留给人们的枷锁砸碎，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识文断字的公民，而非愚昧无知的子民。
    可是公民需要培养，需要教育，需要我们的引导，而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我相信，未来的我们，会感谢今天做出这个艰难决定的我们。”
    赵学宁的这一番讲话得到了众人的认同。
    而他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一次演讲，也并非是无的放矢。
    准确的说，赵学宁已经预感到了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对封建帝制的完全批判，那么依附着封建帝制而存在的，整个中华社会的陈旧的社会规则也会由此成为政治不正确的存在。
    这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则将成为兰芳共和国的政治不正确，从东汉王朝开始萌芽到明清帝国发展至巅峰的这一套依附于君主专制体制的社会规则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
    为了维持这一套社会规则，中国过去的文化精英们依附皇权，为这套规则创造了一整套的理论指导。
    而兰芳革命成功之后，这一套理论指导连同着封建帝制一起都成为了必须要舍弃的垃圾。
    随之而来的，人们会无所适从，人们会迷茫，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旧有的生活方式与认知成为了政治不正确，而新的认知还未出现。
    为了让自己的帝国很好地运行下去，为了让自己的权力成为大家所公认的存在，东汉帝国的统治者们召开了多次会议，组织了文化精英们整理出了一整套贯彻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论指导。
    上到君王的政治生活，下到一介小民的私人生活，都在这套规定当中有所体现，所谓的三纲六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萌芽，人们的生活开始被规范，一个秩序井然的帝国开始诞生。
    可这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东西是为了君主专制而服务的，如果连他需要服务的对象都不存在了，都成为了政治不正确，那么依附着它而存在的一切又该以什么样的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呢？
    所以人们急切的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指导告诉他们该如何进行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乃至于个人的生活，整个社会运行的规则该如何重新定制重新运转，这都是赵学宁和兰芳政府需要完成的事情。
    作为最强军事权力的拥有者与国家的掌控者，他们有必要也有义务必须要为人们制定这样一套规则，实现“再造中华”的理念。
    所以在处理一系列日常事务的过程当中，赵学宁也注意把自己过去所写的一些文章拿出来重新整理。
    他将自己心中关于共和国与民主生活的一系列的内容都写了上去，进行重新编排整理，然后汇聚成了一册书。
    赵学宁为这册书取名就叫做《共和国》。
    什么是共和国？什么是法制？什么是公民？什么是民主？整个社会该如何重新定义？
    什么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来自于何方？是谁给了统治者权力？权力的规则是什么？如何理解天赋人权？
    统治者应该如何使用权力？民众是否有权力？这种权力该如何行使？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杜绝如弘历一般的专制君主再次出现？
    这些问题赵学宁都在这本书里进行了阐述。
    作为这个时代最懂共和的人，赵学宁完全可以拍着胸部说没有人比我更懂共和。
    就算是此时此刻的美国开国的元勋们都不一定有赵学宁懂共和。
    因为此时此刻的美国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州权大于邦联的权力，过于庞大的地方权力和想要强大起来的中央权力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博弈。
    赵学宁甚至认为后期美国佬确立的三权分立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由于地方实力太强而中央实力不够强所做出的妥协。
    华盛顿在独立战争获胜之后的某些时刻未必没有成为国王的一丝丝想法，只是他更加清楚当时的美国局势和世界局势，知道他成为国王对于他和美国绝对是弊大于利。
    美国局势方面，州权庞大，大家只是为了反抗英国剥削和压迫而奋起反抗，一旦这个共同的敌人没有了，内部矛盾会瞬间上升为主要矛盾。
    华盛顿并非拿破仑式的天降猛男。
    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领导者并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拥有辉煌战绩的天降猛男出现，没有谁有足够的威望可以镇压每一个州的地方实力派。
    甚至于美国独立战争能够获胜，那都是靠着美国国父路易十六的帮助，没有路易十六大公无私般的帮助，没有法军的参战，草台班子一样的美国政府和军队绝对不是带英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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