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3章陛下你可不能学杨广
    这商人平时跑浙江到福建路线，因为福建田少，缺粮，经常把这边的粮卖到福建。
    现在三十万石粮只要七折，当然高兴啊。
    他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些人偷朝廷的，等扬州火烧粮仓的事发生，才知道是大事不妙。
    但商人钱都赚了，粮也卖掉了，自然也不敢吭声，反正有官员在前面顶着。
    此事参与人极多，还有大量脚力，车夫，共分五个晚上，搬了五次才搬空。
    整个运粮时间用了两个月，每隔一段时间来搬一次。
    每人每晚得到二贯钱。
    因为参与的人多，导致事后想来举报的人很多，但朝廷只奖励了第一个来的船员。
    这船员得到五百贯外，另按粮价一半，奖励了二十万贯，奖励当天，朝廷组织马车上街，让其站在马车上，马车后面拉着二十万贯钱和会子，一路游街，给整个扬州看看，沿途还敲锣打鼓，震惊扬州城，接着又陆续去了各县，全部游街一边。
    这船员也相当郁闷，但没办地，朝廷要求的，而且允许他蒙着脸，所以他也不是很怕，就是事后，要赶紧带着钱跑路。
    另六户人家中有五户陆续被抓，其中有户人家很聪明，也没和其他人说自己去哪，带着家人远走高飞，分到了一万贯钱，朝廷一直没有抓到他。
    事后朝廷支出四十万贯，船员二十万贯，钱保山二十万贯，但一点也没损失，还有血赚。
    虽然卖出的粮食是找不回来，但相关官员常文才等被满门抄斩，查没家产，朝廷大概在这些人身上回血几万贯。
    然后是负责收粮的商人家，被满门抄斩，只有举报他的亲戚船员活下来。
    他当时极不服气，但全勇问他，为什么你知道是朝廷被偷粮，不第一时间举报？如果是你举报，就是你立功，商人无言以对。
    朝廷在这商人家里查抄得到十数条大船，田产，豪宅等，约值五十万贯。
    这样就回血了五十多万贯，还赚了十几多万贯。
    参与的部份重要人员都是被全家砍了，钱保山因举报有功，还官升一级，从原本户房主事的吏员，晋升当地县尉，从吏变成了官。
    但他还是在广陵县当官，当地官场的人相当鄙视他。
    先贪默，接着举报亲戚和上官，一下暴富不说，还当了官。
    但钱保山洋洋得意，那又如何，老子现在有钱又是官。
    这件事让大宋天下官员都知道一个道理，以后千万不要犯错，如果犯了错，记得第一时间举报，做第一个举报的，肯定血赚。
    另有参与运粮的大量脚力和马夫，每人收到的钱全退了出来，仗责十下，算是轻饶。
    扬州案破了没多久，官方消息还没传到广东，广州粮仓案就有人主动举报了。
    朝廷又是杀了一批相关人员。
    这两件案子这么一破，大宋上下估计以后没人敢这么干了。
    要么有通天的本事，一个人卖粮，凡带上两个人干这事，都得担心对方反手一个举报。
    朝廷在这件事后，六户百姓中有一户一直没抓到，赵与芮这时开始准备身份牌的推广，以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必须要到两地衙门都报备，凭路引才行。
    现阶段做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管控人员还是必须的。
    全勇对钱保山也极为不满，此人先贪后举报，连亲人也没放过，但升官发财，简直不配为人。
    皇帝赵与芮好声劝他：“就得这样，让所有人看到人心的险恶，让其他想人贪的人不敢去试人心，老朱仅靠杀人是治不了贪的。”
    “必须要挑动百姓斗百姓，让他们自相残杀，没有什么贪污是治不住的。”
    全勇不知道老朱是谁，但皇帝说的话，肯定有道理，这以后大宋可就看不到有什么粮仓被烧和被盗的事，没人敢再试了。
    当然，这次全勇在外面呆了大半年，也查出很多问题。
    比如损耗，还有以旧代新。
    像明朝时，各地官粮运到京师的都是名正言顺的损耗，“因人为和霉变，运输自用等都算”，故当时地方官员持盖有印章的空白帐本到京师再据实数填写帐目，老朱认为先印而后书是欺君罔上，这就是明朝有名的空印案，老朱一怒之下，前后杀了上万官员，几乎把明初的官员杀空了。
    但这么杀也是没用，明朝后期运粮，还没出京师就少了一大半，路上损耗更是打底以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计。
    所以说这历代皇朝大小官员干这种事很得心应手的。
    现在大宋朝运粮当然也有损耗。
    朝廷有时拨粮，假设从临安拔到温州，运粮二十万石，以三十条船计，每船按大小分派船员脚力。
    通常每人每天是一百文钱，加两斤粮。
    然后路程有顺风逆风，临安到温州最慢以十五天计。
    这个损耗原本是固定的。
    你有一百个船员，每天消耗多少粮，都是固定的。
    而且每次出发前，朝廷会给每条船给予部份肉菜，都是固定的消耗。
    但就这样，有地方弄出了霉变，意外落水等各种事故。
    然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必须是最慢的天数。
    比如临安到温州实际可能开了五天就到了，他非得按最慢的开到十五天。
    于是在元贞元年十二月，朝廷又出新政，进行了改制。
    假设从临安到温州，以后运粮二十万石，离岸是二十万，到岸也是二十万石，一石都不能少，霉变，落水，都是运输人员的问题，运输承包给民间商人。
    朝廷运上船前，承包商人也在现场查验，做好防水和防霉工作，除非翻船，肯定不会落水。
    承包商有把握就接，没把握就不接。
    朝廷每万石按路程，给三百贯到七百贯不同的工钱。
    此时按粮价，七百贯也就五百多石，相当于损耗百分之五最高。
    即朝廷给商人钱，商人帮忙运，运不好是赔钱的。
    但运的好，可以赚钱。
    宋朝最大的运粮船可以装万石，是北宋神宗时期出来的第一艘‘万石船’，之后到南宋和元朝，基本最高是八千九千石，低的是一两千石。
    宁波“天一阁”藏书《海道经》记载，元朝“延以来，合造海船，大者八九千石粮，小者二千石。”
    但这类大船毕竟少，赵与芮的大宋在内江上主要还是以一两千石为主，海上可以达到三千石甚至五千石。
    后期明朝主要是五百到一千石，但明朝的一石比宋朝要重，清朝时运粮多用平底沙船或浙江蛋船、三不象船，大的可载粮二、三千石。
    各朝粮船大小各有不同，但都会计算损耗。
    现在赵与芮不这么干，老子不给你算损耗，给你运二十万石出京，到了地方还得是二十万石。
    这样商人们就要计算能不能赚钱，会不会亏本，才决定可不可以干。
    商人们用两千石船运一下，大概只需要十五个船员，一万石即六十个船员。
    五天内的路是三百贯。
    每个船员每天一百文，五天支出才三十贯。加上伙食费约四十贯。
    然后重头是脚力费，这六十个船员搬货下货，一万石平均每人要搬两趟，三百多袋，按大宋现在收费，每袋是十文钱，加上装填辛苦费，大概要支出一百二十贯。
    商人整个付出约一百六十贯，每运一万石粮，能赚一百多贯。
    所以有些商人就可以考虑干这种事。
    另外在超过一个月的行程中，朝廷还会和商人另外商量补贴，总之赵与芮这边的损耗保证，不管有多远，都在百分之十以下。
    他们的海船现在运到海叁威那边，绕过高丽行程超两个月，运二十万石粮，付出的费用都不会超过两万石粮价，并且只支付钱银，到了海叁威还是二十万石粮。
    而且这样承包之后，商人也有监督作用。
    商人在临安接粮二十万石，是要签字画押的，你要像明朝一样，刚从仓库出来，到码头就变成十万石了，商人们不接啊。
    这种运到其他地方，是要被砍头的，少了十万石，还不查抄他满门。
    漕运在历朝都是官办，赵与芮在进入元贞二年时，改为民间承包运输，朝廷省心省钱，又省粮。
    同时，为保障商人利益，保证让他们能安心干这行，朝廷从商人中选出愿意专门经营这行的，和他们签定合同。
    十年起签，上不设限，你家要是愿意，一百年干这个都行。
    只要你不通敌判国，不造反作乱，朝廷不能随意更改商人。
    这样有商人就愿意买五十条船，或三十条船专门干这件事。
    别说一百年，起码赵与芮在位几十年，你们家可以一直干下去。
    不然有人买了十条船，才干一两年，朝廷把你换了，那就损失惨重，船卖出去就得折价。
    这些为朝廷专门做事的商人，后面就被封为皇商，朝廷会给予各种优待，各种照顾，以鼓励商人们主动帮朝廷做事。
    朝廷种种条例出来之后，愿意承包的商人非常之多，还得报名争取。
    其实运一万石才赚一百多贯，利润相当之低，能运一万石粮的船运其他货物，赚的可远远不止一百多贯，这种活大多数海商都不会干。
    但因为帮朝廷运粮有各种其他优待，朝廷还承诺可以承接其他工程，包括一些非军事建筑工程，都开始向商人们承包，还有朝廷特卖的商品也向商人们开放，这么多优待之下，为朝廷运粮成为一件美差事，哪怕这件事上贴钱，其他方面也能赚回来。
    进入元贞二年，赵与芮召集工部官员，考虑黄河治理的事。
    黄河的治理在历史上都是一大问题，南宋历史上是真没办法，那会经常打仗，蒙金宋不亦乐乎，谁都没功夫管到黄河。
    靠近黄河的两淮流域，原本是宋朝粮田最多最好的地区之一，结果因黄河没什么治理，到处都是问题，损失了大量的优质粮田。
    元贞二年新年过完没多久，工部尚书徐元带着一群工部官员来到选德殿。
    这些官员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观察黄河，寻找治理方向和手段，也做了很多功课，今天正式向皇帝来汇报。
    工部官员陈戴向皇帝汇报，黄河治理从春秋战国开始以巩堤为主，而在之前，都是以疏导为主，到汉朝时，黄河缺堤很多，主要原因是当时主河道的发育和治理不当产生的。
    汉武帝元当三年，黄河在瓠子口决堤，洪水遍及十六郡，武帝派了十万民工去堵，没有成功，洪水泛滥了二十多年。
    一直到元封二年，过了二十多年后，汉武帝不服，下定决心再次搞定他。
    这次他动员了数万军队去干这事，还亲自到现场，又令所有官员和军将也身先士卒，咦，这次终于搞定了。
    赵与芮听到这里，不由笑了。
    国人都是如此，干什么事，都得领导先上才行是吧？
    汉武帝第一次只派了几个官员，带着十万民夫上阵，耗费无算，结果无功。
    第二次派了大量官员，让官员先上，居然成了。
    他立刻打断陈戴：“汉武帝这招可以学下。”
    “凡治理黄河，相关官员，当地官员全得上，治理不好，都不要回家。”
    “治理的好，就算功绩。”
    工部众官员苦笑，但不得不认为，皇帝这招，或许有用。
    陈戴接着又道，后面到东汉永平十二年，朝廷派王景治理黄河，这人非常擅长水利，这次发卒几十万，这个卒可能也是当兵的意思，也可能是百姓的意思，但根据汉武帝的经验，搞不好动员的还是当兵的。
    这次干的挺好的，他们先修系统的黄河大堤，又弄了新河道，还整治了汴渠渠道，新建了汴渠水门。使“河汴分流”，收到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的效益。新河自今濮阳市与故道分离，经范县、东阿、滨海，至利津入海。这条河道一直维持到北宋仁宗景佑元年，近千年无重大改道。
    这次修理维持了上千年，可见古人的智慧和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只要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就行。
    但进入他们大宋之后运气就不好了，宋朝是黄河灾害大发生的年代，远远超过前朝。
    当时由于京师开封就在黄河下流，北宋其实也挺重视的，但重视也没有用，黄河灾害发生太多。
    北宋庆历八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改道北流，经内黄、大名、静海，至天津入海，称“北流”。嘉佑七年，黄河又在大名第五埽决口。
    大宋朝被弄的焦头烂额，到处修补，再后期到北宋灭亡，这事就不好干了。
    金国和南宋都顾不到黄河，到金国灭亡时，这么多年时间，黄河下游长期没有一条固定的河道。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经常一发大水，河道就变了。
    这之后一直要到元顺帝时期，元朝才开始整治黄河，这已经又是一百多年后的事了。
    按陈戴所说，两宋治理黄河都集中在北宋，主要有三次，但全部失败了。
    这三位皇帝分别是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三位皇帝都想干一件事，就是让黄河改道，然后全部失败。
    干的最差的就是宋神宗，但这个锅吧，要让王安石来背，因为是王安石主持的。
    赵与芮听到这里，马上打断陈戴：“王安石懂水利建设？”
    众工部官员面面相觑，也不敢说什么。
    皇帝常说，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王安石你懂个齐八毛水利。
    王安石弄了个曹村缺堤出来，后果相当严重，不仅让曹村溃堤，还淹没了大约三千万亩的良田，使得曾经非常繁荣的淮河地区瞬间就变成了“死城”。
    赵与芮听的都要跳起来。
    他到处查没粮田，想抄没三千万亩田有多难？王安石大神随便一下就淹了三千万亩。
    但后面宋哲宗表示我不服，我肯定干的好，比前面的皇帝都英明。
    结果又是失败。
    后世还有学者说北宋之所以灭亡，治理黄河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治理不力，让附近大片区域，受到沉重的灾难，使很多百姓也流离失所，严重消弱了北宋的国力。
    说到这里，陈戴等有几个官员小心翼翼看了眼赵与芮，大概他们的意思是，现在大宋国势相当好，陛下你要不要再等等？陛下你可不能学杨广？
    皇帝赵与芮和杨广似的，似乎想在位期间把所有的大事情干完，这才刚和蒙古议和，就要治理黄河，大伙还是挺担心的，一旦和宋神宗一样来个神操作，几千万亩田被淹没，那就是搞笑了。
    当然，两宋干的烂事不止这些，“建炎二年，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敌，自是河流不复矣。”
    杜充这混蛋也是要载入史册的，不过那时赵构刚刚建立南宋，这锅要南宋来背。
    赵构刚登基没多久，金兵来了，东守留守杜充看了看当地地图，脑子里不由自主想像着在黄河河道上扒开一个口子，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的金兵都被河水冲走了，没冲走的在泥泞地里也都走不动了。
    我曹，我太聪明了，杜充说干就干，没什么犹豫，立刻让人把黄河决堤了。决堤的地方是今滑县李固渡。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金兵一个没冲走，大宋子民被冲走无数，大宋粮田被淹没无数。
    杜充这次缺堤，是历史上扒开黄河，造成损失最严重的大事件，比神宗和王安石淹了三千万良田影响还大。
    他造成黄河意义上的改道南流，一直到七百多年后，清咸丰年间才改回来。
    而这七百多年里，黄淮流域饱受水患，河道漂忽不定，年年变来变去，百姓和各王朝身受其苦。
    这么多黄河治理的事听完后，赵与芮也有点小慌了。
    他毕竟不是水利专家，陈戴的意思这事也不能急，更不能瞎搞。
    你要是学神宗、哲宗，搞不好还得出大事。
    他想了想后，便问群臣：“朕把你们都召来，也是有询策之意，你们都可以发表意见，谈谈自己的想法，诸位都是大宋最好水利专家，畅所欲言，朕绝不怪罪――”
    大臣们相互看了看，有些人都不认识对方。
    今天这里聚集了南宋此时最好的水利专家。
    最出名的有治水名臣汪纲和吴潜，还有南宋水利专家许克昌的孙子许世琦。
    许克昌当年在后世上海亭林镇东北处建成运港大堰，这一水利工程史称“捍海塘堰十八堰之一”。挡住海水倒灌，保护农田耕作，抗涝抗咸，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促进当时经济繁荣产生很大作用。
    汪纲这会也四十多岁了，历任桂阳、弋阳、兰溪等多地主官，嘉定十四年知绍兴府，在绍兴时，他发现西兴运河大面积淤塞，严重影响漕运和民间水上交通。汪纲禀报朝廷，请求疏浚西兴运河，前后只用了一万多贯钱，此次疏浚工程共疏导西兴运河水路50多里，使“河流通济，舟楫无阻，人皆便之”。同时，他主持在钱塘江南岸江口建起水闸，使淤泥不能进堤，西兴运河水不轻易流失，保障了漕渠的畅通。
    后因为台风影响民田，他又重修海塘，抵御风浪，为当地水利建设立下大功。
    赵与芮掌权后，全国大部份县府主官都被换了，当时汪纲是少有没换的几个，并于前年进京为工部侍郎，专门负责水利之事。
    吴潜比汪纲还厉害，他在赵与芮手上先通判嘉兴府，去年知庆元府，这是皇帝赵与芮起家的地方，吴潜在庆元府非常重视水利，特别看到定海县赵与芮呆过的地方水利设施完善，他也专门调查研究了当地的水利，并认为水利非常影响农业。
    吴潜算是两宋最著名的水利专家，不但非常重视水利建设，而且有多项水利发明，其中他建发明的全城统一的“水则”标识――建立“水则亭”，亭中立水则碑，碑上镌刻“平”字水位警戒线，作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然后推算了关闸闭水的标准线等，都是水利技术的重要发明。
    可以说赵与芮这个时代也是相当好的，因为两宋最出名的水利专家有一大半在他这个时代。
    特别吴潜更是专家中的专家，绝对的水利人才。
    见赵与芮开口之后，四周先沉默了片刻，大伙都在看来看去，估计在看谁先开口。
    片刻之后，还是吴潜先开口。
    “陛下只打算先治理黄河，还是其他水道？”
    赵与芮则反问：“你们别问朕，就站在你们自己立场，该如何做？”
    “你们把你们自己当皇帝。”
    “。。。”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