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一到西北就将西北各军将领召集到了一起。
高俅很洒脱,坦陈自己不知兵,也不知道怎么打,能有今天全是皇帝的信任。。。
高俅的坦陈也引起了西北诸将的好感。
对于这些军中将领而言,战争是要死人的,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技不如人战死沙场也就认了,最怕的就是那些不懂装懂的文官瞎指挥,不知道有多少将士死在了这种自己人手上!
如今高俅自己承认不知兵,那么也代表了高俅有自知之明,不会乱来,那么军中将领的一颗心也算是安稳了,至于说其他的,这些将领也不敢奢求。
不过令这些将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高俅竟然放权了!
高俅表示这场战争只能赢不能输,自己不知兵,那么就只能劳烦在坐的各位了!
用高俅那句杀气腾腾的话来说就是,仗怎么打,别问我,你们自由发挥,还是那句话,只要能打赢,你们想怎么打都行,想杀人就杀人,想放火就放火,万事有我高俅担着,我有皇帝的信任,朝堂上的那些相公们也不能拿我高球怎么遭!但是打输了,那就别怪我高俅不客气,第一个砍了你的脑袋向朝廷请罪!
高俅这么说也只是表明一个态度,也不可能真的让军中将领各自为战,真要这么打的话,局部也许可能会有小胜,但是想打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高俅主要还是要让军中将领放开手脚去打,灵活一点,不要怕这怕那的,自己是皇帝的心腹,只要能打赢,文官集团再怎么唧唧歪歪,都有自己这皇帝的心腹为诸将领请功!
但是具体到整个战役层面,肯定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监军童贯。
对于童贯的军事才能,不但朝堂的那些相公们是认可的,就连西北这些将领也是认可的,虽然童贯目前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但是人家童贯有个好义父啊,那就是李宪。
在说李宪之前,就得先说说西夏是如何建国的。
党项人属于羌人系,大唐鼎盛之时,李世民收留了被赶出家园的党项人,并把他们安置在了黄土高原一带。
对大唐而言,党项人要比中原藩镇更忠诚。
黄巢起义军打遍大唐帝国的时候,党项人挺身而出,参加了长安争夺战,上千党项壮士血染东渭桥。
正是因为这次流血鏖战,大唐朝廷开始重视党项人,封其首领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置定难军,辖夏夏州、绥州、银州、宥州、静州。
这就是定难五州,也是西夏建国的基本盘。
羌人系的特点,就是内斗比外斗凶猛。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折家就是党项人,而且与西夏建国的李姓是不共戴天,打西夏,折家都不需要动员,打起来比宋人都狠。
羌人系的这个特点原本注定了想要建国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五代十国是个奇葩时代: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于是,党项人的心思就被激活了。原来还可以采纳这个逻辑,那就意味着自己也能当皇帝。
但就是这样,羌人系内斗的特点还是注定了其内部的混乱,建国遥遥无期,直到高梁河车神闪亮登场!
宋太宗赵光义非要郡县定难,即用大宋的朝廷命官治理定难五州。
于是在宋人的外部压力下,党项人想不团结都不行了。李继迁硬是被赵光义给逼成了党项人的领袖。
李继迁诱杀宋朝将领,从而占据了银州,攻占了会州(现甘肃靖远),彻底和宋朝闹翻了。
李继迁跑到辽国表示“臣服”,于是,辽国给了顶帽子“夏国王”。
投靠了辽国爸爸的李继迁开始进一步激怒宋朝,又是抢粮草,又是围城,并大败宋廷派出的五路大军。
宋真宗时期,宋朝基本上默认了西夏国的存在。
最终,夏、绥、银、宥(现陕西靖边)、静(现陕西米脂)成了李继迁的地盘。
宋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那些苦寒之地也犯不上劳命伤财,你想要就给你吧,只要你以后老实点,名义上服从我的统治就行了。
宋人太天真了,辽人把李继迁扶持起来有那么简单吗?
李继迁占据了西北要地后,旋即掐断宋朝和西域的商道。
西域商道被掐断后,宋人才发现上当了,不但西域的战马再也进不了宋境了,而且西域的朝贡也进不来了,也就是赵宋与西域的联系断了。
西域这些小国一见与赵宋断了联系,没有办法了,只能跑到辽国去朝贡了。
尝到了甜头的辽人出于进一步牵制宋人的想法,给了党项李姓更大的支持。
党项李姓经过了几代人的经营,也终于滋生出了更大的野心,在辽人的支持下,李元昊悍然称帝,西夏建国了。
西夏一建国,宋人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没了,那就只能打了,横山成为了两国的必争之地,基本上两国的战争都是围绕了横山进行。
横山,在陕西省北部(今陕西横山县)。从战略角度看,横山之地对于宋夏双方都很重要。
对西夏来说,它直接关系到西夏能否立国,并日趋强大。西夏据有横山当自德明始,在这之前,西夏仅据有银、夏、绥、宥等州,因为没有占据横山,远居漠北,与北宋以沙漠为界,在同宋对垒时,往往处于不利境地,自得横山之后,如虎添翼,凭险拒守,聚兵就粮,从而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
对北宋来说,失去横山,西夏人“居高以临我”,使北宋沿边一些州县均暴露在西夏人的眼皮子底下,为了守住这些地方,不得不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去加强其前沿阵地。同时,宋军主动出击,也因失去横山,刚出宋界,便入水草、人烟俱无的荒凉沙漠地区,一旦兵饷粮运供应不上,只好不战自退。
历史上北宋用武力夺取横山虽然开始于英宗治平之际,但其最早谋划则出现于仁宗庆历年间。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首议开始到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最终夺取为止,共计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