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不知道杨振问安应昌的话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什么特别的意图或者原因，可是杨振自己心里，却是十分清楚的。
    通过与这个安应昌最后的一番对话，杨振十分确信，安应昌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有一帮子人。
    这一帮子人都是与当今掌握李氏朝鲜权力的当权者不同路的。
    因为杨振刻意询问的每一个人，都是李氏朝鲜在这个时期以及稍后几年之中出了名的谋逆者。
    沈器远是如此，安五伦是如此，安益信同样是如此。
    安应昌的名字，杨振没有听说过，但是杨振张口询问道的三个名字，杨振却全都知道。
    如此一来，杨振对这个安应昌所说的话自然心里也就有数了。
    而他也正犹豫着如何处置这批坚守到最后开门投效的朝人守军呢，此时自然不必犹豫了。
    当天晚上，杨振命令火枪营各哨，带着枪炮弹药，驻扎到了鼎足山城内，一边防范江华城的朝军来袭，一边看管在鼎足山城内俘虏的五百余朝人守军。
    与此同时，杨振也命令仇必先率队，带着几门冲天炮，前去占领了早已人去台空的摩尼山烽火墩台。
    命仇震海率领船队，驻泊在鼎足山城下的海湾里，防范可能来自海上的意外袭击。
    而他自己，则带着张臣、安应昌以及自己的几个侍从，入住到了鼎足山城一隅的传灯寺里。
    传灯寺的亭台楼阁规模不大，但胜在历史厚重，环境清幽，清一色歇山顶式木石建筑，十分赏心悦目。
    六月初的夏夜里，杨振反客为主，简单宴请了安应昌之后，就在张臣、安应昌等人陪同下一边散步，一边详细询问李氏朝鲜的内情。
    而已经向杨振表明立场，同时也被杨振先前的问话给震撼到了的安应昌，终于毫无保留地向杨振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各种情况。
    而杨振结合自己在后世对明清鼎革之际李氏朝鲜情况的一些了解，相互印证之下，很快便了解了李氏朝鲜眼下的局势，尤其是李倧在丙子胡乱后的转变及其一系列后果。
    事实上，杨振对明末李氏朝鲜的情况虽然有点隔膜，但是他对李倧——这个李氏朝鲜的所谓仁祖大王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
    包括这个所谓的仁祖大王在位时期的主要人物和一些大的事件，也略有所知。
    李倧是依靠宫变上台的，而那场宫变史称“癸亥反正”，也叫“仁祖反正”。
    说的是天启三年，李倧在一帮大臣、权贵和儒生，针对当时的李氏朝鲜国王李珲所发动的一场夺位行动。
    那场宫变成功以后，李倧顺利上位，而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珲下台。
    其亲信宠臣被杀，其本人被生石灰烧瞎双眼流放到了海外，先是囚禁到了江华岛上，丙子胡乱以后，又被转移到了济州岛上关押，直到病死。
    这个李珲，就是史书上所称的那个各种倒行逆施的光海君。
    而在这场仁祖反正当中，李倧及其拥立者们所打出的旗号，或者说给李珲定的罪名，就是李珲无道，不仅杀兄杀弟，宠信奸佞，而且私通建虏，叛离大明。
    正是在这个旗号下面，李倧汇聚起了大批朝鲜中下层文武官员和在野的儒生，赢得了朝野舆论的支持，赢得军心民心，最后也赢得了大明的谅解与册封。
    而李倧上台之初，也的确心向大明，比较配合当时大明朝“联鲜制奴”的战略，一方面坚决执行对后金的贸易封锁政策，另一方面也大力资助东江镇兵马的粮草饷械。
    这也是李倧在上位以后过得比较顺风顺水的几年。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黄台吉继承后金国的汗位以后，后金国对李氏朝鲜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于是，很快就出现了天启七年的丁卯胡乱，即公元一六二七年的后金入侵。
    面对后金八旗军的进犯，李氏朝鲜根本不是对手，于是李倧在投降派、主和派的支持下，被迫与后金达成了和议。
    和议达成以后，李倧不仅将自己的弟弟送去盛京作了人质，而且如约开了双方的互市，同时每年定期向后金国纳贡，缴纳粮饷岁币。
    这么以来，当初支持李倧反正上位的朝臣儒士们开始出现分化，在面对后金国的问题上，渐渐形成了主和派与斥和派两个阵营。
    满鞑子伪帝黄台吉亲征朝鲜之前，也就是史称的丙子胡乱以前，在李氏朝鲜的小朝廷上，亲明的力量一直占据优势，对虏斥和派掌握权力。
    整个李氏朝鲜，在对待后金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是阳奉阴违，明着不敢反抗，但实际上仍然心向大明，并没有解除与大明朝的宗藩关系。
    崇祯九年的时候，黄台吉征服了察哈尔残余的部落，得到了林丹汗遗留的元朝玉玺，所以想称帝，就叫人到朝鲜去，让朝鲜的君臣上表劝进并称臣。
    结果，自认小中华的李氏朝鲜君臣们闻讯大怒，不仅坚决不上表劝进，而且一致怒斥黄台吉派来的使者，痛骂后金国是女真胡虏，根本没有资格称帝，声言朝鲜决不会向胡虏称臣。
    等到黄台吉改国号称帝之后，李氏朝鲜果然坚决不派朝贺使臣，不向黄台吉称臣。
    李氏朝鲜这么做，硬气倒是挺硬气，可是在清虏铁蹄之下，硬气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就在黄台吉称帝的第二年，丙子胡乱发生了，黄台吉亲率大军东征朝鲜，双方实力悬殊，结果可想而知。
    与此相应的是，在丙子胡乱之中，被李氏朝鲜寄以厚望的大明朝，其表现实在是拉胯的不行，令朝人大失所望。
    因为崇祯皇帝派去的援军没料到黄台吉的军队你进展如此之快，朝人如此之弱，所以他们不仅迟到了，而且到了以后迟迟不敢上岸作战。
    包括沈世魁所率的近在咫尺、与朝鲜唇亡齿寒的东江军，竟然都是一直隔岸观火，坐视朝鲜被打垮。
    而等到朝鲜被打垮以后，满鞑子军队开始回头强攻皮岛的时候，陈洪范等人指挥的登莱援军更是闻风而逃，又导致了皮岛的沦陷和东江镇的彻底败亡。
    就这样，丙子胡乱之后，李倧被吓破了胆，李氏朝鲜的大臣们再一次分化，在对待满清的问题上，力主臣服满清的主和派占据了上风，而力主抗虏的斥和派则被清除一空。
    其中有几个在朝野之间威望很高的斥和派大臣，还被吓破了胆的李倧，抓捕起来送到了盛京城里，请满鞑处死了。
    甚至于朝野之间谁敢上书反对臣服清虏，李倧以及取得李倧信任的事虏主和派大臣，都要派人把他们抓起来，送交驻在九连城负责朝鲜事务的清虏大臣审讯治罪。
    丙子胡乱之后，李倧的这些作为，虽然有他的不得已之处，也得到了一批主和派大臣的支持，但在同时也招来了不少反对者。
    尤其是在丙子胡乱之中幸存下来的，并与满鞑子军队结下了血海深仇的一批中下层武人。
    在战争中他们失去了部众，失去了财富，失去了亲人，妻女被掳，成为奴隶。
    而在战争后的一片投降之声中，他们又失去了地位，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名誉，结果还得向过去的死敌俯首称臣。
    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与此相应的是，已经臣事大明朝二百多年的李氏朝鲜，汉贼不两立的夷夏之防，在许多儒生出身的官吏之中早已根深蒂固。
    许多儒生士林出身的官员，对丙子胡乱之后的国政十分不满，其中甚至包括了当年参与癸亥反正，参与拥立李倧的人物。
    毕竟，李倧背叛大明，背叛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明朝天子，而改事清虏，改事与朝人语言不通、衣冠不同、习俗不同而且剃发结辫的女真胡虏，那么他的行为，与当年癸亥反正时被他们搞下台的光海君李珲有何区别？
    当年他们声讨光海君的罪名，现在岂不是可以扣到自己的头上了吗？
    杨振对安应昌提到的那个沈器远，就是这样想的。
    而且这个沈器远与别的大臣只是在心中想想，并不敢将想法付诸行动的懦弱行为大为不同。
    沈器远敢想敢干，当年的他一介落魄的儒生就敢于策动李倧发动宫变，现在的他依然敢于策划推翻懦弱无能的李倧，另立新君。
    在原本的历史上，沈器远就是这么干的。
    丙子胡乱期间，李倧任命力主抗虏斥和的沈器远为都元帅，叫他前去御敌，但却不给他一兵一卒。
    等他搜罗了各路援军，终于赶上进展神速的黄台吉大军之时，又被擅长以逸待劳围点打援的黄台吉大军一举击溃。
    沈器远散尽了家财招募来的军队，最后只剩几十人保护着他逃离了战场，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可是到了战后，李倧治他力主抗虏之罪，治他兵败之罪，将他流放到了海上荒岛，让他自生自灭。
    好在这个死后庙号仁祖的李倧，虽然庸庸碌碌懦弱无能，但他却颇顾念沈器远当年对他的拥立之功，没过两年就将他放了出来，召回到朝中担任要职。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召回来的沈器远，已经不是当年为他策划宫变，帮他奔走联络士林儒生，然后拥立他上位的儒林义士沈器远了。
    而是一个下定了决心要将他推翻，并打算另立新君，重树抗虏斥和大旗的沈器远了。
    因此，回到朝中任职的沈器远，先是谋求江华留守一职未果，但随后谋到了南汉山城守御使兼京畿道总戎使的职位。
    在这个职位上，对内，他刻意结交了许多对事虏主和派不满的中下级武官，尤其是南汉山城的兵力，打算欲利用这些力量来举事。
    对外，则企图联络出没朝鲜海域的明朝船只，希望与明军联手合作，在铲除国内的主和派以后，继续帮助明朝恢复辽东。
    而身居高位却仗义疏财喜欢结交下属的沈器远，自然深得军心，很快就得到了南汉山城御营大量武官的效力。
    为了达成他暗中联络大明的目的，他还将自己拉到一起的一些中低阶武官，安排到了隶属京畿道及御营守御的江华岛及附近的海岛上驻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联络上大明的水师。
    在原本的历史上，沈器远并没有能够等来大明官军，不得不在没有外部助力的情况下发起行动。
    结果，又因为其部下行事不密，在即将发动宫变之前走漏了消息，导致行动失败。
    沈器远本人被凌迟处死，而他全家以及一堆与他志同道合的同党，还有一批力主抗虏的中下级武官，全数被杀。
    然而这一世，好巧不巧，沈器远的安排奏效了——杨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