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科长这话可真有意思。如果，在下是说如果——如果皇贵妃娘娘真的涉桉，谋划或者至少是参与了‘药膳桉’，那么这皇贵妃的身份还能保得住吗？

    她若是保不住这一身份，那么皇三子便不过是一位普通皇子，既非嫡、亦非长，与皇嫡子、皇长子二位再无相争之资格。试问，这却如何适得其反？”

    钟兆斗与钱梦皋原本关系是很不错的，可惜在大明官场之上，师生关系才是绝对不能背叛的，朋友之谊嘛……不妨往后稍稍。

    这世上除了父母之恩可能归于人类天性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其实都有价码。忠诚往往只不过是背叛的代价大过了可获得的利益而已，背叛则反之。

    当然，在“民族国家”思想形成之后，一些道德水准较高的人有时候会仅仅出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而舍生忘死，这就是另一种特例了。

    总之，钟兆斗的态度已经表明，他将毫不犹豫地站在师相一边，至少在当前这件事上与钱梦皋势不两立。

    他这番反驳也是有道理的，之前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贵嫡贱庶，是儒家礼法上安排妻妾身份尊卑的主要原则，而母亲的身份尊卑连带影响所生子女的尊卑。

    因此，即便没能把郑妃本人怎么着，但只要把她的皇贵妃身份打掉，这件事就算成功了，怎么你钱梦皋还说会“适得其反”呢？反，反在哪啊？

    这个身份尊卑问题，可以参考《春秋·公羊传》，其中曰：“隐(公)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公)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也就是说，正妻之子为嫡子，嫡子中择立年长者为嗣，而不立贤者；媵妾之子为庶子，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需择立庶子为嗣，则以立贵为原则，避免因众妾同时生子带来继承次序的争端。

    因此，何休注云：“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注：中国不同时期尊右还是尊左并不固定，从此处可以看出当时是尊右的。]

    在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妻在家内的地位尊于众媵妾，有“女君”之称，嫡子地位高于庶子，即是源于亲生母亲为嫡，地位尊贵。

    隐公与桓公同为惠公之子，然皆非嫡妻所生，但是“桓母右媵”，为媵妾中地位最尊者，因此桓公贵于隐公。

    所谓“子以母贵”，正是指子依母亲身份之尊卑排定继承的次序。因此，隐公虽年长于桓公，又有贤能之名，仍以“母贱”而不得立。

    这就可以看出来，嫡庶贵贱之辨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妻妾身份地位尊卑的划分，二是子嗣宗法地位高低的区别。前者影响后者，而后者又与家族继承问题密切相连，可见“嫡庶之辨”是一妻多妾家族礼法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母与子的身份尊卑有密切的联系。

    朱翊钧之所以在此前那些年里将郑妃的身份一提再提，最终提高到“皇贵妃”这个“副皇后”的位置上去，除了要展示自己对她的宠爱，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提高朱常洵的地位。

    试想，朱常洛是庶长子，这一点无从改变，那么朱翊钧这个做父皇的，要想让朱常洵获得对朱常洛的优势，或说至少与朱常洛并驾齐驱，除了从《公羊传》中提到的这一制度来想办法，还能如何呢？

    当然，后世之人听得更多的可能还是“母凭子贵”。尤其是经过很多宫斗戏的狂轰滥炸，很多人恐怕都已经搞迷湖了，不清楚到底是“子凭母贵”还是“母凭子贵”。

    这时回头看看就会发现，《公羊传》中亦提到了“母以子贵”。那么，何谓“母以子贵？”何休注云：“礼，妾子立，则母得为夫人。夫人成风是也。”

    这里的“夫人成风”是指《春秋经》载：“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又“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

    风氏为僖公之母，庄公之妾，僖公得立，故尊为夫人。《春秋·左氏传》曰：“传，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会葬，礼也。”

    “含”是古代放在死者嘴里的珠玉等物，“赗”则是赠给丧家用以送葬之物。杜预注曰：“成风，庄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礼赗之，明母以子贵，故曰礼。”

    然而《春秋·文公九年》经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谷梁传》亦云：“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见正焉。”以为秦人不以成风为夫人，以妾为妻非礼，故正之。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春秋经》记载僖公妾母为夫人，三传对《春秋》记其事的诠释互相矛盾：

    《公羊传》未针对成风为夫人特别解释，但在《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提出“母以子贵”之说；《左氏传》谓周天子以夫人之礼会葬成风合于礼，承认成风为夫人合礼；《谷梁传》则讥以成风为夫人是以妾为妻。

    春秋三传对于以成风为夫人是否合于礼，见解明显不同，因此“母以子贵”在礼法上是否具有原则性的地位，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事实上，“母以子贵”与“嫡庶之辨”，二者本就存在冲突。妻妾嫡庶之辨原本是由婚姻缔结的仪式而来，嫡庶的身份是固定的，而“母以子贵”却打破这项固定身份尊卑的原则。

    当然，如果一定要问究竟是“子以母贵”还是“母以子贵”，那就只能按照时间来区分。

    一般而言，在一个大家族中，或者干脆就是天家之中，那么当儿子年纪尚小、地位未定之时，是子以母贵；当儿子排除万难、继承家业或帝位时，则是母以子贵。

    当然，偶尔还有一个中间态，即儿子已经取得继承人身份但尚未继承时，这种情况下作为孩子的生母，通常也能母以子贵。

    不过，历史上也有例外，如汉武帝刘彻就首创了一条令人闻之色变的制度：立储杀母。这个制度本书前文曾经提及，就不赘述了。

    总之，立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即便大明的规矩早就立在那儿了，朱翊钧仍然试图——至少曾经试图通过“古已有之”的手段来加以改变。

    不过从“古已有之”的做法中想办法，却也不是只有朱翊钧曾经尝试，当年心学派就提出过一个建议，说可以由皇后收养皇长子朱常洛，这样一来就规避了皇长子身份被其生母“拖累”的麻烦。

    然而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高务实搅黄了。高务实也没用什么别的招，还是那句话，皇后还年轻，你们怎么知道皇后将来不会有出？再加上朱翊钧着实不喜欢朱常洛，这件事才没能如心学派的愿。

    不过事情虽然压住了，但这种思维惯性却不会因此消失，所以钟兆斗此时所言依旧是按照这个路数来的。

    然而这次钟兆斗还真是失算了。

    倒不是说这个路数能被区区钱梦皋否决，他何德何能敢否定“五经”之一的《春秋》？别说他了，就算是六首状元出身的高务实，现在顶着实学宗门的名号也不敢直接否认《春秋》的观点，最多只能就《春秋》写一本读后感，表示说大家以前读此书时误会了，其实人家《春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啥啥啥……

    既然如此，那为何还说钟兆斗失算呢？其实是因为钱梦皋这次并不是要辩经，他是要谈人性。

    钱梦皋不仅没有反驳钟兆斗的话，反而先附和道：“钟科长所言极是，只要皇贵妃娘娘丢了这后宫之中仅次于皇后娘娘的身份，皇三子按说自然也就没有了正位之资。”

    钟兆斗微微挑眉，虽然没有说话，但谁都看得出他的意思：那你还说个屁？

    而此时，萧大亨却似乎想到了什么，悄然皱了皱眉，眉宇之间闪过一丝阴霾。不过，他依旧没有开口，继续保持着沉默。

    钱梦皋笑了，先是打量了萧大亨一眼，继而朝钟兆斗略一拱手，施施然道：“总宪、钟科长，以二位对皇上的了解，会认为郑皇贵妃经此一事便将一蹶不振吗？”

    萧大亨不仅没回话，甚至把眼睛都轻轻闭上了。他并非认为钱梦皋说的话是无稽之谈，相反他同意钱梦皋想表达的意思，只是实在不愿意承认，这才做出闭目养神之态。

    而钟兆斗这次终于感到事情棘手了，深深皱起眉头，眉间形成一个川字。他想了想，略有不甘地道：“即便皇上恋旧，不肯就此将郑妃打入冷宫或者做出更严重的惩处，但有了这样的恶迹，皇上总不可能事发不久就给她恢复身份。

    那么，我等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大可以在这段时间之内抵定大局，让皇三子彻底失去问鼎储位的机会。”

    “哦，是吗？”钱梦皋看来并不相信，微笑着反问：“不知钟科长所谓的努力究竟是指什么呢？莫非……是让皇嫡子早些获得册封？”

    这话其实有点打脸的意思，因为钟兆斗也好，赵志皋也罢，他们师徒二人归根结底还是心学派的人，而心学派历来是支持朱常洛的。支持皇后与皇嫡子母子的，那可一直都是实学派的人，甚至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实学派中的高务实一系。

    你一个心学派的人，因为“世兄”赵凤威的事，跟着师相赵志皋跳反去帮高务实一次，这我钱梦皋认了，可你们难道连心学派的身份和立场都打算一齐抛弃吗？这可就多少有点“欺师灭祖”了！

    然而钟兆斗能得赵志皋看重，自然也是有几把刷子的，他轻哼一声，道：“太子之册封非我所能置喙，我所言者，乃是指皇三子封王之国一事。

    算起来，皇三子今年已经完全可以封王，而封王之后便可以考虑之国。如此，只要趁着郑妃受惩之际大造声势，使皇上不得不听从百官呼声，册封皇三子为王，同时令其之国，那么郑妃母子对储位的念想自然也就该一举了断了。”

    正如钱梦皋的话刚才打了钟兆斗一个措手不及一般，钟兆斗这番话也让钱梦皋一时语塞。但他反应也很快，立刻摇头道：“我看钟科长将此事想得过于简单了。”

    他顿了顿，道：“皇三子出生于十四年(万历十四年)，按照太祖规矩，应该是十岁封王，二十岁就藩，那么皇上完全可以说要等到万历三十四年再命其之国……”

    钟兆斗大摇其头，道：“钱科长，你我皆非寻常乡民，这种话就不必拿来说了。太祖爷的确有这样一说，可是事实上有多少藩王真是按照这样的年限来执行册封与就藩的呢？”

    呃，这个的确不怪钟兆斗不拿朱元章的“祖宗之法”当回事，因为事实上朱元章自己都没做到。

    朱元章的儿子们，长子朱标册封太子是十三岁……这个姑且不论吧，毕竟太子比较特殊，和寻常藩王没有可比性。

    那么看看他其余一些儿子，除了老二到老五是严格按照二十岁就藩来安排的，从老六起，就开始连续十三个儿子都没达到二十岁这个就藩年龄，其中最小的十五岁，最大的十八岁。

    你太祖爷自己都做不到严格按照规矩来办事，后来的皇帝们自然也有样学样，封王和就藩的时间基本上就毫无规矩可言了。比如朱棣之子、赵王朱高燧，他封王之后过了二十一年才就藩，当时已经三十九岁。

    如果说成祖那会儿已经太久远了，那么看看朱翊钧的好弟弟朱翊鏐吧，这位潞王殿下才两岁就封王了，但是二十三岁才就藩卫辉——朱元章的所谓祖制在这儿一点用都没起。

    另外还有个情况，是钱梦皋也好，钟兆斗也罢，他们这些人现在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原历史上朱翊钧不仅是把朱常洵一直留在自己身边不让其之国，他后来的其他儿子们也是同样的待遇，朱翊钧都一直不肯让他们之国。

    朱常洵算起来还是朱翊钧在世时唯一一个被放出去之国的，当时已经是万历四十二年了，朱翊钧实在是被国本之争搞累了。

    而在朱常洵之后，朱翊钧的另外三个儿子朱常浩、朱常润、朱常瀛则更夸张，直到朱翊钧驾崩都没让他们之国。直到天启七年三四月间，这三位天启帝的皇叔才得以密集之国，分别就藩汉中、荆州、衡阳。

    所以总而言之，钟兆斗提出尽快迫使皇帝册封朱常洵为王并要求其立即之国，从大明的习惯做法上来说并无问题。

    如此，球……哦，蹴鞠又被踢回了钱梦皋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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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表弟阳了，同时昨晚我儿子喉咙里似乎也有点声音不太对，今天白天打算观察一下。抗原试剂有限，还不敢乱用。唉，可能当爹妈的都有一种心思，祈祷病啊灾啊都冲自己来就好了，别找孩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