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一贯一劝再劝，让高务实立刻意识到其实沉一贯未必是真心希望王家屏留任，他只是不愿意在此时看到王家屏卸任。

    王家屏若是卸任，按例而言，首辅就应该由梁梦龙接任，但梁梦龙与王家屏之前已经达成过君子之约，大抵就是王家屏退，梁梦龙也会一并退。

    换句话说，王家屏一旦致仕，继任首辅的人就成了高务实……那对心学派而言可就真是晴天霹雳，好似日暮途穷一般了。

    高务实对沉一贯的印象很不好，无论是前世从史书中得来的观感，还是这一世的亲身体会，他都觉得沉一贯这厮是个祸害。如果能让沉一贯不爽，高务实是很爽的。

    沉一贯的家庭原本在他幼时并不显赫，如果要按阶级分层，应该算是小地主家庭。不过家庭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他到底有个好叔叔在他出生那会儿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诗人沉明臣。

    原历史上的沉一贯也是做过首辅的，但不同于其他的首辅们，沉一贯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过得波澜不惊……其实也就是没有太多值得大书特书之处。

    直到隆庆二年，已经三十七岁的沉一贯才在会试中勉强取得了三甲一百多名的成绩。

    这个成绩，虽然能傲视绝大部分读书人，毕竟在明朝中进士绝非易事，但如果和其他首辅比起来就显得有点尴尬了。因为，在原历史中的明朝六十七位内阁首辅中，他是唯一一个只拿到三甲成绩的首辅。

    成为进士后，沉一贯依例进入翰林院开始排大队和熬资历，苦哈哈的等待被起用。在此六年的时间里，他基本上处于一种闭关修炼的状态，没找靠山，没拉关系，没上奏折。眼见徐阶、李春芳、高拱这些个首辅走马灯似的更换，直到张居正成功上位。

    当然，这一世高拱一直干到万历六年，而张居正万历初年就被高务实给弄下台了。

    原历史上的沉一贯最终如何从翰林院脱颖而出？这一世的他又是如何能在申时行、王锡爵下台之后与赵志皋顶了他们俩的缺？

    先说前者，很有些历史幽默，原历史上的沉一贯出人头地，其实是靠着骂张居正，然后获得张四维的奖励才冒头的。

    事情要从万历二年说起，那一年时，离沉一贯高中已经两科，他运气不错，成为了当年会试的同考官，这算是他的第一个具体差事。

    本来，这份工作他还是能完成得游刃有余并且波澜不惊的，只是因为这次考试中有张居正的儿子参加，于是变得与众不同了。

    身边的同僚担心沉一贯不知内情，还特意偷偷地告诉了他。结果此时的沉一贯还是有所坚持的，于是竟然羊装不知，表现出了足够的公正和严厉，丝毫没有为首辅的公子开绿灯。

    这里就得说说学派问题，理论上来说，张居正也是实学派的人，而沉一贯作为心学大本营之一的浙江士人，在他还没有深受官场影响之时，对张居正不以为然也不足为奇。

    当然，即便沉一贯不配合，以当时张居正的权势和地位，为儿子搞到进士的录取通知书完全是易如反掌，有没有沉一贯毫无影响！

    事后，自知得罪了张居正，沉一贯也不去辩解，更没有去攀附，反而有些负气，决心辞官回乡。谁知，他正打算上疏请辞之时，竟意外的接到了升职的通知，虽然依旧只是一个闲职，但毕竟在品级上是提升了。

    张居正当时没动沉一贯，或许是因为太忙，也或许是认为这种小鱼小虾并不值得他大动干戈，但无论怎么说吧，没动他就是没动他。

    时间来到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过世。依照大明祖制，张元辅必须辞官归乡为父守孝三年。客观的讲，如果以当时张居正的权势地位来看，他在三年后复出重新担任首辅也是手拿把攥的事，没有太大难度。

    但是，许多的改革举措都是刚刚起步，而且已经遭到了顽固派的抵制。如果有张居正亲自压阵，那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波折，但如果张居正离开内阁三年的话，他的那些改革就极有可能会中途夭折。

    有鉴于此，张居正并不愿意离开内阁归乡守制。在这件事上，即便高务实重新审视历史，也不认为张居正单纯就是恋权，他不肯丁忧，应该于公于私的因素都有。

    在此背景下，张居正只好事先征得李太后和朱翊钧的同意，违心上演了一出自导自演的“夺情大戏”，共分七步：

    其一，张居正主动上疏请辞，要求为父丁忧；其二、李幼孜等人上疏，提请朱翊钧为张元辅夺情；其三、朱翊钧下旨夺情，拒绝张元辅辞官；其四、张元辅婉拒夺情要求，坚持要为父守孝；其五、太后降下懿旨，再次要求张元辅夺情；其六、张元辅勉强同意夺情，但须请假操办丧事；其七、料理完丧事，张居正返回内阁继续上班。

    而就在张居正上演夺情大戏期间，沉一贯却不识时务的不断发表关于忠和孝的言论，借机暗讽张居正“既然不孝，必然不忠”。

    对此，《明史·沉一贯传》是这么说的：“进讲高宗谅阴，拱手曰：‘托孤寄命，必忠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总已以听。苟非其人，不若躬亲听览之为孝也。’张居正以为刺己，颇憾一贯。”

    这一次，张居正怒了。他不仅记下了沉一贯的这次罪过，连同之前科考中的不愉快也一并翻了出来，索性来了个新账旧账一起算。于是乎，沉一贯被从长期闲置了。

    万历十年，张居正在首辅任上过世。长期潜伏在张居正身边，被张居正以为是自己左膀右臂却实则心向高拱的次辅张四维于是接任了首辅一职。

    自此开始，在张四维为高拱“复仇”和朱翊钧的仇恨下，满朝文武都开始对张居正反攻倒算，基本上是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

    一时间，张居正被人骂得体无完肤，形同狗屎，而他的所有改革举措也通通被废止，甚至就连本人的尸体也差点儿被挖出来鞭尸泄愤。

    此次，仍在翰林院中熬资历的沉一贯自然是骂得最欢的那个人。由此开始，他立即成为了最旗帜鲜明的倒张派，带头对张居正进行撕咬，甚至是污蔑和构陷。

    此举无疑使他赢得了皇帝朱翊钧和首辅张四维的青睐，很快便崭露头角。而伴随着沉一贯的日益崛起，以他为核心的浙党集团也逐渐形成，而且还不断的水涨船高。

    所谓浙党，其实是在原历史中明末的文官体系中最早形成的一个党派，或者更准确地讲应该是利益团体和政治派系——这有别于心学派、实学派的性质，因而后两者有更明显的学派性质。

    浙党则不同，他们单纯是为了共同的政治追求，或者说是经济利益而形成，内部推举沉一贯作为蒙上箝下的总负责人。

    万历十二年，伴随着持续抨击已经无法还嘴的张居正，沉一贯的美好时光开始了。他先是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同时兼任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开始有机会为朱翊钧教习学业，也有机会笼络更多人团结在他左右。

    在此期间，随着“国本之争”的日益兴起，沉一贯敏锐地发现这将会是一次双方都没有退路的死战。于是，深谙权术和制衡之道的沉一贯以回家省亲为由请假了，之后则长期以病为由，闲居家中不出，避免过早陷入争斗，同时积极养望，积攒名声。

    果然，就在沉一贯窝在家中暗中观察之际，大明朝廷上演了最热闹的桥段，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这些个首辅们前赴后继，一个个都栽在了这件事上。而沉一贯却露出了阴险的笑容——根本抑制不住的那种。

    为了替自己提前预热，沉一贯遥控浙党成员在朝中造势，上疏奏请朱翊钧起用自己。万历二十二年，朱翊钧任命沉一贯为南京礼部尚书，继续协理詹事府。但是，沉一贯却以身体患病为由婉言谢绝赴任。

    其实，沉一贯对于礼部尚书的职位已经很满意了，只是前面加上“南京”二字就令这个尚书的含金量大打折扣——我说生病那是装病养望，你还真让我在南京养老啊？因此，沉一贯选择继续蛰居，他认为目前的局势下，朝廷必然还会再次起用自己。

    事实证明，沉一贯的确是一位老谋深算的狐狸。难怪他能以三甲进士的身份去统领人才济济的浙党，难怪他能“身在局外，心在局中”，原来靠得就是这份老辣、这种对时局的判断力和对大局的掌控力。

    次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三年，内阁的缺编已经非常严重，只有赵志皋一人在任，既是首辅又是阁臣，于是万历下旨由朝臣们廷议推举入阁的人选。

    在浙党成员的卖力吆喝下，沉一贯的呼声甚高，最终与朱赓、沉鲤等人同时入围，获准参预机务出任了东阁大学士。

    此时的首辅是赵志皋，这位就不必介绍了，不仅老病，性格还懦弱，几乎所有的言官和御史们都没把他太当回事。《明史·赵志皋传》评价他：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

    入阁当年，沉一贯就开始为自己立威，以便为日后接替赵志皋做铺垫。他将言官袁可立当成了自己杀鸡儆猴的工具——这是因为袁可立和沉鲤关系匪浅，而沉鲤又与自己矛盾甚大，所以沉一贯借故将袁可立廷杖并革职为民。

    这件事是有记载的，《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记载中说：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沉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

    随着国本之争的持续发酵，排在沉一贯之前的许多阁臣们能逃跑的纷纷逃跑，逃跑不了的也在家养病。

    首辅赵志皋递交近百份辞呈皆被朱翊钧拒绝，终于累倒在家不起。期间，沉一贯开始逐渐掌握了内阁的大权，在赵志皋病逝后，他终于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十二位内阁首辅。而此时，坚持与文官集团搞非暴力不合作的朱翊钧已经彻底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不上朝不露面。

    成为首辅后，沉一贯总结了之前首辅们的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比如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等人，估计都被他回顾了一遍又一遍。

    沉一贯认为，首辅的权力再大，说到底也还是皇帝授予的。如果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势，就必须顺承皇帝的心意，避免成为第二个张居正。而且，由于今上极难对付，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伺候好他。

    当然了，在伺候好朱翊钧的基础上，还要避免自己成为所有朝臣们的靶子，成为众失之的。因此，还要时刻注意在朝臣中树立自己的威严，不能任谁都来踩和自己，避免成为第二个赵志皋。

    筹划好以后，沉元辅开始工作了。当然了，他和前任们一样，面临的最大麻烦依然还是“国本之争”。

    朱翊钧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熬倒了好几位首辅，而且已经僵持了十几年，所以他不可能在沉一贯面前妥协。可是，皇长子朱常洛都已经年满十八岁了，此时仍然没有定论，所有人包括朱翊钧自己都很清楚，如果此事再这么长期悬而不决，必定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导火索。

    结果沉一贯就捡了个大便宜。当新上任的首辅沉一贯试探性地上疏提及此事时，皇帝竟然当即照准了，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皇五子朱常浩为瑞王，皇六子朱常润为惠王，皇七子朱常瀛为桂王。

    虽然是意外惊喜，但沉一贯何等鸡贼，他担心朱翊钧日后反悔，当即就拟旨并被御笔签发准备明日公布。沉元辅很兴奋，因为之前那么多的首辅们都没搞定的事儿，他一出手就轻易摆平了。

    可是意外仍然发生了。当郑皇贵妃闻讯后，立即找到朱翊钧，不依不饶，坚持要册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至少不能册封朱常洛。

    朱翊钧无奈，连夜召沉一贯入宫，要他交回圣旨，而册立太子之事则改日再议。沉一贯一听，那哪儿成啊？于是谎称已经将圣旨内容透露给了朝中众臣，大家此刻已经开始弹冠相庆高呼陛下圣明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朱翊钧终于没辙，毕竟“君无戏言”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他也终归还是要脸的，于是只得同意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至此，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而此时，由于明朝的强势介入，与日军在朝鲜半岛已经陷入了僵持。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沉一贯作为首辅积极主战，向朱翊钧上呈《论倭贡市不可许疏》，其中主张停止边贸、封锁海运，采用更为强硬的方式逼迫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军。

    沉一贯的此议一出，整个浙党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四处造势，朝中瞬间就被主战派们占据了上风。受此影响，朱翊钧最终下定决心对日强硬到底，开启了国家战争模式。而沉一贯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忠君爱国的美誉。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很多人却相信他绝非出于公心，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自己“浙党”一系的大本营浙江免受日本倭寇的长期袭扰。

    而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伴随着大明持续在朝鲜半岛大规模用兵，相当程度上纵容了后金在东北地区的崛起。这样，为日后满清崛起并且入关取代明朝而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不过高务实倒不认为这一点应该由沉一贯负责——换了当时其他有机会做首辅的人在那个位置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真要改变，那还得是从大明内部治本，就如他高务实在这一世所做的那样。

    沉一贯比较败名声的事，有一件与矿税有关。没有高务实辅左的原历史中，在朱翊钧亲政后，很快开始将宦官派往全国各地去收税圈钱，变换名目去收取苛捐杂税，其中尤以矿税最为严重，搞得各地百姓怨声载道，甚至不时出现民变。

    包括沉一贯在内的许多朝臣都曾劝谏过朱翊钧，希望他能够减轻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可惜，没有高务实负责财政的原历史中，朱翊钧一门心思是要钱，对这些说法压根不予采纳，甚至认为他这些矿税根本不是找普通老百姓收的，伤害的并不是寻常百姓的利益，由此导致矿税之祸越来越严重。

    到了万历三十年，发生了一件很突然的大事。当时朱翊钧突然得病，而且病势非常严重。一度以为自己和老爹穆宗一样也是短命鬼，所以赶紧着手安排后事。除了叮嘱内阁大臣们继续辅左太子朱常洛以外，他还决心废除矿税，并且将废黜矿税的诏书给了沉一贯。

    可是万料不到，仅仅到了第二天，朱翊钧的病情突然好转了，于是他又想收回昨天的旨意。而沉一贯竟然没有任何迟疑，立即就将圣旨交了回去。正是这件事，让沉一贯遭到了很多人的极大不满。

    据《明史·沉一贯传》记载：“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矿税之害，逐终神宗世。”

    自此以后，但凡再有朝臣上疏有关矿税之事，朱翊钧都一概不准。而终万历一朝，矿税之祸也没能消除，反而积害越来越深。

    与沉一贯相关的另一件大事就和党派相关了。万历三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事触怒万历帝，遭到罢官免职的处罚，只得返回家乡闲居。期间，他与高攀龙和钱一本等人，在无锡创办了一所民办院校，进行讲学和授课，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所民办院校，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林书院。

    随着规模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东林书院逐渐开始涉入了政治，甚至敢于针砭时弊和褒贬朝臣，进而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人称东林党。

    身为首辅，沉一贯自然不会允许东林党壮大崛起，甚至威胁到自己的浙党。因此，他开始积极打压东林党，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党争。

    在此期间，以吴亮嗣等人为首又结成了楚党。而一些山东籍的官员也不甘心被边缘化，遂暗中串联结成了齐党。当然，由于沉一贯的权势和拉拢，楚党与齐党基本上是依附于浙党而存在的，合称为“齐楚浙党”。

    除此以外，当时还有“宣党”和“昆党”等许多不知名的小党派，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攻斗不已。

    在诸党的相互和相互诋毁下，大明朝的朋党问题空前激化，相互之间只有利益之争，再无民生和国政可言。这种党争现象绵延数十年而不息，从此朝野再不安宁，直接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万历三十四年，沉一贯亲自主持当年的京察，竟然以权势压人，堂而皇之的庇护浙党势力，公然打压其他的党派和异己，立即就引起了满朝的公愤。御史孙居相等人联名弹劾沉一贯，而其他各个党派也在暗中推波助澜，使得这次弹劾声势震天。

    据《明史》记载：“一贯归，言者追劾之不已，其乡人亦多受世诋云。”

    为了躲避风头，沉一贯只得主动告病乞退。归乡后的沉一贯索性闭门不出，再也不问时政，安享了十年的闲适生活，不断着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理论。

    万历四十三年，沉一贯在家中过世，终年八十四岁。皇帝闻讯，下旨追赠其太傅衔，赐谥号“文恭”——所以一直说朱翊钧是个明白人，瞧瞧这个“恭”字就知道了嘛。

    以上是沉一贯为相后争议较大的几件事，其余当然还有很多，如楚王桉等等，影响也都不小。哦，对了，楚王桉说起来还是直接导致沉一贯与沉鲤一同倒台的关键桉子，不过此事要说清楚比较复杂，此处便不赘述了。[注：楚王桉也称楚宗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虽说沉一贯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在后世往往被论罪，但其实高务实认为他最大的问题还是其中“媚上”和“结党”两条。

    可能有人会说，封建王朝的皇权至高无上，不媚上焉能成事？他沉一贯媚上，你高务实就不媚上了？但其实，这里还真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在哪？在于“媚上”是手段还是目的。

    高务实作为当今大明朝臣之中最受皇帝信重的臣子，他当然是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与朱翊钧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但他这样做本质上是一种手段——是为了先获取皇帝信任，通过圣卷获得权威，然后才得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沉一贯则不同，他的媚上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力，而他享受着这样的地位和权力却并不是想要为天下做多少事实，而仅仅只是一己私利。最多，也就是在保证自己私利的同时稍微扩大一点范围，保住浙党盟友们的利益，归根结底是结党营私。

    有人可能又要说，凭什么高务实“媚上”就说是施展政治抱负，沉一贯“媚上”就是结党营私？高务实不也要保障心学派的利益吗？

    这就要使用一个经典原则来判断了：论迹不论心。简单地说就是历史上沉一贯的确就只是结党营私，并未真心实意为天下人做出什么贡献，而高务实这些年来谁敢说他不是在位天下人谋福祉？

    总不能说他就要一门心思全都为天下人忙乎，而自己就非得穷困潦倒，那才叫一心为公吧？人可以有这样高尚的理想，但如果要求人人都必须做到这一点，那就太魔怔了。

    高务实回顾沉一贯在原历史中的经历和表现，主要就是确定沉一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也知道，不能全看历史，还得看这一世沉一贯究竟是如何爬上来的。毕竟“这辈子”的经历才能影响这辈子的沉一贯不是？

    之前说了，沉一贯是隆庆二年的进士，这比高务实早了足足四科。可是沉一贯这一世的官运一开始并不好，他在翰林院待的时间比高务实可长了太多了。高务实进翰林院的时候是万历八年，当时沉一贯居然还在翰林院不说，并且依旧只是个编修。

    十二年啊！就算说翰林院本来就是个熬资历的清水衙门，但沉一贯十二年下来在翰林院几乎是原地踏步，你说惨不惨？

    当然，这里有个细节要解释一下才会知道为什么“十二年原地踏步”非常非常惨，这和有明一代官员的考核有关。

    明代官员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结果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根据考课结果，还要参考原任职务的繁简程度，决定奖罚。

    奖赏一般是晋升官阶等次，有时还采用升职、荫子、封赠(给家人封号)、加禄等激励办法；处罚一般是降官阶等次、罚俸，太差的有些要降三四等，甚至不安排官职而“杂职内用”，直至罢免回家。

    这里又要提到高拱当年兼任吏部尚书时定下的一个标准，即“贪、酷、疲软、不谨、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八类问题的考察，称为“八法”。

    官员全面考核合格的升级，按规定：被列为“一等”(京官)或“卓异”(地方官)的，列入候选升职名册；“贪、酷”者革职提问；“疲软、不谨”者革职，“年老、有疾”者退休，“才力不及、浮躁”者酌量降调。

    顺便说一句，高拱的这套“八法”，比大明早期严谨得多，也相对比较公平公正，于是后来被鞑清几乎直接照抄了。[注：这是史实。]

    说回沉一贯，他十二年原地踏步，相当于一直被评价为中等水平，所以不值得提拔，只是也不至于需要降等而已。

    这种情况，你要说在别的部衙，比如有具体职司要做的那也还罢了，毕竟有可能把工作干砸。可这是翰林院啊，这个“储相”衙门里居然九年大考没升官，那可是少之又少的咄咄怪事。

    相较之下，高务实当年作为状元，一进翰林院就做修撰(约定成俗，状元直接做修撰)，然后没多久便开始升官之旅。即便中途因为被李太后打压了一次，来了个连降三级，实际上也没耽误他“芜湖起飞”。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沉一贯当初的心学立场太明显，再加上他提出的几次观点都为时任首辅的郭朴不喜，认为这家伙光知道唱高调，提出问题好像很在行，却压根提不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这就很不符合郭朴的用人原则，于是沉一贯在翰林院蹉跎了许久，才最终被郭朴打发去兼任了南京国子监的司业。也不知道郭朴当初是想看看沉一贯到底能不能干点实事，亦或者干脆出于眼不见心不烦的心态打发得远远的。

    沉一贯的倒霉日子一直没有太大起色，张四维时期，他总算多少算是“进步”进步了一点，成了南京国子监祭酒(明代官场简称“南京祭酒”)，不过也就到此为止。

    然而等到张四维丁忧回了蒲州，申时行继任首辅之后，这下子终于也轮到他沉某人“芜湖起飞”了。

    申时行继任首辅的当年，就上疏举荐沉一贯，说他“器恢弘，性稳重，才望两全”，应该回调翰林院任侍读并充当日讲官。这时候申时行刚刚上位，皇帝就算为了给新首辅面子也自然会同意，于是沉一贯再次回到作为大明权力中枢的京师。

    日讲官有时候不一定在翰林院身居高位，不过一旦是身居翰林院高位的人出任日讲官，那通常就意味着此人在高层有了靠山，将来多半是会重用的。

    沉一贯自然也不例外，侍读虽然只是正六品，但翰林院的品级从来都不高，其一把手翰林学士也不过是正五品。侍读在翰林院可以排到第六、第七的位置，自然已经可以算是“身居高位”。

    如此，到了高务实打出辽南大捷时，沉一贯便再次升官，这次成了詹事府右谕德——从五品了。次年，他再接再厉，回任翰林院为侍讲学士，虽然品级没动，但成了翰林院五巨头之一，算是正经的“储相”了。这个职务的人如果外放部衙，一般侍郎打底。

    申时行继续重用他，三年后以其为刑部右侍郎。又过数年，王锡爵也参与提携，沉一贯左迁礼部左侍郎，这次便直至申时行、王锡爵倒台，赵志皋与他接替为止。

    由此，高务实可以确定，无论前世还是今生，沉一贯都是典型的“江南党”。

    区别只在于前世由于没有高拱整合出一个具有明确行动指南的实学派，因此当时心学派也散乱得很，学派氛围远胜于政治氛围，故而沉一贯当权后便以出身地域为纽带自己搞出了一个“浙党”。

    这一世则不同，由于实学派进化成了政治派系，迫使心学派也政治化了，于是沉一贯便不再具备自己整合出“浙党”的基础，而是毫无疑问地成了心学派的一员，并得到当时两位大老申时行、王锡爵的着力培养。

    在这样的经历之下，沉一贯既然成为心学派的实际话事人，自身的政治基本盘更大，相应的野心自然也就更大——此处就别提赵志皋了，他虽然内阁排名在沉一贯前一位，但那靠的是资历而非手段。

    可以说，现在心学派真正的掌舵者，排除掉隐于幕后的申、王，台前那位其实就是沉一贯。

    既然沉一贯就是心学派明面上的党魁，以他的野心而言，自然不愿意现在就看到王家屏下台、高务实继任。按照高务实此前对他的猜测，沉一贯必然是希望等高拣夫妇那边出了意外，高务实被迫回乡丁忧之后王家屏再辞任。

    毕竟届时的首辅……那就是赵志皋了。赵志皋肯定管不了事，也管不下来，因此到时候有锅都是赵志皋去背，而他沉一贯沉次辅，可不就是真正的掌权者，而且还不怕搞出麻烦自己担责？

    高务实终于想通了全部关节，心里甚至都忍不住佩服起沉一贯这厮的手段来。

    不过，沉一贯此时劝王家屏不可以辞职相迫的话，高务实也不能反对。不仅不能反对，甚至还要比沉一贯更加旗帜鲜明的坚持劝阻王家屏——他高务实就是王家屏辞任的最大获益者，如果不力劝王家屏，那恐怕就要被人诋毁诬陷了。

    于是高务实也立刻开始苦劝王家屏收回成命，说只要明日一早外廷团结一致，坚持要求彻查翊坤宫与皇上咳血之间的关联，就足以迫使皇上不得不调查此事，而不必赌上首辅乌纱，以免万一皇上真的同意，反而挫伤了己方锐气。

    王家屏被他们两个互相敌对的派系首脑联手支持，一时颇感欣慰，觉得如果真能这样倒也不失为一桩美事，因而终于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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