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叔侄三人的疑问是正常的，因为“镇守平壤总兵官”这个职务本就不存在，而且按照大明的军制而言，似乎也不应该会有在藩属国设立总兵官的道理。

    但高务实有高务实的理由，他回答道：“总兵官掌方面征伐，我天朝既可为临时之战设平倭总兵官，为何不能为长久之安而设平壤总兵官？

    朝鲜为倭寇两度侵犯，皆一败涂地，而期间我天朝已对朝鲜助械助训，仍然无济于事。如此，倘若此战之后朝鲜异日再遭侵略则何如？

    依我之见，与其届时再烦我天兵劳师远征，不如就此在朝鲜设立卫所，而后平壤常驻天兵一军，以为永固。”

    高务实这么一说，叔侄三人就不得不思索一下这样做究竟是否合规了。有明一代的军兵制度，在《明史·兵志》的序文中，有一个非常简略的概述，其云：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

    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

    文皇北迁，一遵太祖之志，然内臣观兵，履霜尹始。洪、宣以后，狃于治平，故未久而有土木堡之难。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

    这里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明以武功定天下，那么在平定天下之后，当国内战争的局面基本结束，进入和平时期，就有一个如何处置战争时期留下的军队(包括士兵和将领)的问题。而军兵制度的重建，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内外战争。

    军队历来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对外设防，就是边防的需要，如何防遏外来军事力量的进犯；一个是对内，它要具有应对国内各种突发事件的功能，维护社会的治安。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对帝室的警卫，特别是对首都与宫廷的守卫，不能让拿着武器的军队，把矛头对着自己。

    所以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既要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军队，又要防止他们长期与地方行政合在一起，造成尾大不掉、军阀割据的局面。

    然而要保持这样一支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的正规军，对朝廷财政来讲，即使在平时也是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而在战时军费的开支，那就更是一个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几乎都是以小农立国的帝国，它们在财政的来源主要依靠对小农征收的赋税。如果对农民横征暴敛，其结果就是农民流亡，生产荒废，庞大的军队没有饷粮，最终是农民反抗，军队叛变，王朝崩溃。

    原历史上明末导致王朝崩溃的直接原因，便是由辽东战事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加派赋役，裁撤西边的军事开支，结果遣散的军队与农民起义军结合，迫使明朝不得不两面作战，最终导致统治崩溃，二百七十七年的帝国崩于一旦。

    从王朝的统治讲，它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又养不起他们；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又害怕兵将相习，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是故，它要分割兵将之间的关系，但这又势必丧失军队的战斗力；

    它需要一支守卫宫廷的可信可托的警卫部队，但又怕这支部队突然把枪口对着自己，使自己处于措手不及的状态。对拿着枪守卫自己的人，往往也提心吊胆地多加猜疑，一有风吹草动，往往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母人负我。”

    于谦被杀，就是这个道理。

    于谦忠于景泰帝，而又掌握着守卫京师的军队，所以英宗复辟以后，英宗身边因策划并参预这场宫廷政变而当权的宦官就非杀他不可——没什么别的原因，就因为他兵将相习，能调动得了军队。

    要知道，景泰帝说是说当时已经病重，但毕竟是他们复辟以后才不明不白地去世的。可是，毕竟是景泰帝和于谦在危急时刻保卫了京师，保卫了大明朝安渡危机，而他们却如此对待病危的景泰帝，如此残忍地立即杀死于谦。

    为了夺取国家权力，人就是如此残酷无情。

    这类事例中国历史上不少，唐朝的永贞事变是如此，唐宪宗的暴崩也是如此。

    历朝历代关于军兵制度的设计，都徘回在这几对他们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理解了这几对矛盾，那么对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军兵制度的设计，及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这许多设计看来都是为了保持一支常备不懈的军队，而这些兵将不相习，被养起来的长期没有经过战争历练的军队，一旦面临战争就可能会迅速地瓦解崩溃。

    卫所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只能起销兵的作用，这一点明、清两代的历史都可以得到见证。不过高务实依然要在朝鲜设立卫所，目的就不那么单纯了。

    这里就该转头说下总兵制度了。

    洪武时期，若有征讨，则派遣公侯伯及三等直属都督担任总兵，奔赴沙场。在当时有六总兵，分别为：云南、大同、广西、辽东、宣府、甘肃。这些军政设置表明，镇守总官兵已由临时任命改为常设。

    据记载，永乐时期地方便已设镇戍官，但后世几经起伏，废而复立，直至弘治时，方设守备署，成为常设。

    洪熙以后，总兵官在各地已被纷纷添设，经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不断增设，如今大明的总官兵驻守各地后已将原都指挥使的地位取而代之，一跃而成地方最高武职官员。

    至此，大明的军事制度已经发生了沧海巨变：“洪永以后，边患日棘，大将之没，遂成常员。”这种制度在一些史籍材料中被称为“镇戍制”，但视其设置情况，或许用“营兵制”来称呼会更为准确，而且可免去与卫所之混淆之弊病。

    什么叫营兵制？高务实为什么既说要设卫所，又说要设总兵？

    营兵制这玩意儿有点复杂。大抵兵营中的武官的任命，根据具体事例进行商榷，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其等级有五种，分别为镇守、协守、分守、守备、备倭，官衔大小则分多等，分别为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此类皆称为将军，以下又分为都司、守备、提调、千总、把总、百总，都称为营官。

    营官的来源主要为卫所官群体，从中进行抽调，来源甚为单一。由于卫所官摇身一变成为营官的现象甚为普遍，因此卫所官职中的都指挥使一职，为营制借用。都指挥使本是地方卫所的最高官员，但任为营官的都司一职，地位则相当低下，仅高于守备一级而已。

    除来源单一之外，营官不世袭，则是大明营兵制有别于卫所制的一大特色。高务实又要设卫所，又要设总兵，这也是原因之一。

    理由何在？理由在于卫所制可以安定朝鲜方面一些武将的人心，而总兵制(营兵制)则可以让实际的军权掌握在大明手里。

    正如高务实不同意将南人党斩尽杀绝一样，朝鲜的武将群体虽然没什么鸟用，但全杀了肯定也不现实，全罢免不用也有可能导致安全隐患，因此得有个地方安排他们。

    卫所，就是这样一个“养闲人”的好出处。高务实所谓的设卫所，显然不可能在偌大一个朝鲜只设一个卫所，势必要多设几个。这样，就有足够的位置能把朝鲜国内排得上号的武将都安排进“体制内”，让他们仍然有个官身，不至于铤而走险。

    但卫所这破体系弊端百出，即便在大明国内，除了九边个别卫所之外也鲜有战斗力靠谱的，因此真正的主战部队得有另外的安排，这就是总兵设立的意义——引入营兵制。

    眼下大明的总兵已经有几十位，各个总兵的统兵方式大抵类似，几乎都是以家丁为核心中坚，配合从卫所抽调的部分精锐形成一支机动兵力进行作战。

    高务实说要推荐张万邦为平壤总兵，这就有个疑问了：张万邦本部固然战斗力很强，但将来在朝鲜设立的卫所按照当前的情况来看，恐怕抽不出什么“精锐”来吧？

    毕竟看看贞陵之战就知道，三万朝鲜“精锐”，九打一的正面对决之下，给张万邦部造成的损失居然两位数都没到。

    不过这就是要让张万邦当这个总兵的原因。

    众所周知，原历史上的南明其实不是被清军打垮的，而是被投降了清军的前明军打垮的。那些投降清军前一打仗就望风而逃的前明军，在投降之后一个个战斗力飙升，常常让人忍不住想：“以前没见你们这么能打啊？”

    为什么？就两点：一是当时的清军不像明军那么腐败，基本能保证投降士兵也有饭吃；二是作战之时都是八旗压阵、降军在前当炮灰。

    第一条因为现在有高务实在，暂时不必去说了，主要说第二条。提问：前明军为何只要有八旗压阵就会变得很勐，完全不像以往那样拉胯？

    因为他们以前试过多次，是真打不过八旗，所以一上战场按例被清军派出打头阵之时，其心态都是：“往前进攻说不定能捡点功劳，但后退一定会死”，于是被迫“一往无前”，自然就总能“狭路相逢勇者胜”了。

    高务实认为，经过贞陵之战的震慑，朝鲜人——无论官、军、民哪一类人，都应该对张万邦这个名字有了足够的敬畏。所以，只要有张万邦率领本部压阵，朝鲜军不敢退只敢进，那就算是一群绵羊也能打出狼群的威风来了。

    当然话说回来，朝鲜经过此战之后，尤其是当日本败退之后，他们还有多少上战场的机会这个不好说，如果政治方面的举措成功，也许张万邦留在朝鲜的主要任务就只是单纯的震慑也说不定。

    听完高务实的解释，高家叔侄三人明白了过来，也都认为这个安排不错。事实上张万邦过去立下的两次大功都很关键，要不是此前总有人功劳、资历排在他之前，他现在早已配得上一个总兵了。

    再有就是……张万邦是宣大系将领，是高务实的嫡系，他将来若能坐镇朝鲜，那朝鲜方面就又成了实学派辐射之地了。

    既然内部商议妥当，高务实就让高务正、高务若兄弟二人去草拟他上奏皇帝的疏文，以及给张万邦写回信。高杞也没了事情，便也告辞离去，说打算找藤堂高虎了解一下大坂城的构造。

    他三人刚离开没多久，高杞却又回来了。高务实诧异道：“大坂城号称是超越了小田原城的如今日本第一雄城，禹服这么快就问清楚了？”

    “叔父，不是大坂城的事。”高杞匆匆而来，双手呈上两封书信，道：“是朝鲜王和李山海的书信，侄儿已经先看过了，都是说权栗此举及失败影响重大，希望叔父能亲临汉阳处置。”

    高务实微微眯起眼睛，想了想之后才接过书信看了起来。

    李昖和李山海的书信内容其实差不多，说的主要事情都是刚才高杞总结的。不过，这两位的出发点可能有所区别。

    李昖的信中只是有些惶恐，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这件事发生之后皇帝陛下的态度充满担忧，看起来主要是怕皇帝震怒于他这个朝鲜王居然控制不住臣下，导致朝鲜军居然敢对大明天兵不敬，简直倒行逆施。

    李昖的主要诉求大概是希望和高务实赶紧见一面，最好能说动高阁老帮他美言几句，至少要撇清他在这件事之中的关系——御下不力总比居心叵测好啊，万一皇帝陛下认为这件事是他李昖在幕后操弄，那可就麻烦大了。

    而李山海信中的意思则明显不同，他的意思是经过这件事之后，朝鲜朝廷上下都受到了惊吓，有的人是震惊于明军的战斗力之强，有的是震惊于南人党狗胆包天……但不管怎么说，李山海都认为此时推动朝鲜内附的时机已至，所以高阁老已经可以亲临汉阳主持此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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