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来到泗川还不到一个月，泗川小城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军事要塞，在原先的四方四门基础上加出来四个三角形的前突，变成了八边形棱堡构造。

    当然，相对于此时京华的工程标准而言，这个棱堡的相应设施还不够完善，只是已经具备了棱堡的基本构型，可以在火力发挥等方面起到作用。

    这其实正是高务实底线思维的一种体现，他在安排莲花山防线的时候就考虑过万一防线被突破，或者日军正面进攻莲花山而分出一路偏师奇袭泗川的可能，因此早就在泗川建造了简易要塞。

    高务实在大明军队之中超高的威望有一点也来源于此：他在领兵作战时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文官老爷，不仅全程骑马不坐轿，也和武将一样睡行军大帐，在简易工事中安之若素。

    他从不去搞什么平权，不会跟普通士兵说见了他不必下跪，但他总能对得起他的职责，在朝则为相，在军则为帅，允文允武，称其所司。

    高务实从不与刘馨之外的任何人谈论皿煮，甚至即便与刘馨谈论，也大抵是为了说服她西式皿煮在大明行不通。为此，他还特意为刘馨解释过，后世西方一说皿煮就扯古希腊纯属鬼话。

    能代表古希腊的主要是斯巴达和雅典，其中的斯巴达肯定不皿煮，这一点根本不必解释，稍微有点欧洲史了解的人都很清楚。那么关键问题在于雅典的皿煮与后世西方的皿煮究竟是不是一个东西，或者至少说是不是一脉相承。

    答桉是否定的。

    后世的皿煮，至少从其文字本意上来说应该是民意主导的国家，其由于行政架构和治理手段等原因的限制而不得不采取了代议制。

    那么，雅典的皿煮是这么回事吗？并不是，雅典的皿煮从来不是全民、全社会的皿煮，而是一种精英政治、贵族政治。

    一方面，雅典的皿煮政治是雅典的非精英阶层对占少数的贵族阶层所捍卫的贵族价值观系统而有力的冲击。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一种有效的政治构架，带给了那些哪怕是最穷的男性公民全面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平等，也同样成功地将自由赋予了最大多数的普通人。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雅典的男性公民可以完全依靠奴隶、妇女和其他非公民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贵族的价值观。

    简而言之，雅典的阶级层次非常明确，真正的贵族以及雅典的男性公民，事实上都是统治阶级，而普通雅典女性、统治区的非公民、奴隶等，则是明显的被统治阶级。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绝大多数也极其反对皿煮，不少哲学家将非精英的皿煮称之为暴民政治——那玩意儿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后世西方认为的“极右翼”，搞的都是反智民族主义那一套。

    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们更认可的是人人按照能力各司其职，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皆是如此。这其实和中国古代的思维非常相似，就是星辰列宿各有其位，只有遵循各司其命的原则才能最接近于天道。

    但是，希腊或者说整个欧洲长期以来没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贵族高官的能力是否配得上他的职司，如果不能的话，如何把出身底层但能力上佳的人捧上高位？

    希腊先贤们曾经做过许多思考，甚至有人跑去西西里岛试验过，但都失败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某个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的国家只有一个，不巧正是中国。

    科举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诚然，科举制本身也有问题，其中到了大明时期最大的问题在于科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否真的具备治理能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科举制的问题在于考题的指向性，而不是选拔手段本身。也就是说，要让科举制发挥更好的作用，不必改变考试制度本身，而只需要改变考题指向性——简而言之就是别只考四书五经。

    高考公平吗？也许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谁能否认它已经是当前最公平的方式？

    所以，孟德斯鸠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领袖人物，之所以成为中国科举制的铁粉，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按照西方的思维来看，它解决了“哲学家治国”的核心难题，即如何以能力决定其人职司。

    高务实不搞后世西方的那套皿煮代议制，很大原因就在于此——你本来就比人家先进，你还非要回头学人家，那和主动“被发左袵”有什么区别？

    况且代议制走到后来还出现很多没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生产力先进时期看起来运行良好，一旦生产力的相对优势开始下降，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出现两极分化，互相攻讧，彼此拉着对方一起跳坑。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神教思维体系的深层次BUG，即二元对立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他们的脑子里只有“光明必将战胜黑暗”，而不能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阴阳调和，万物相生”之类。

    没有黑暗，何其为光明？光明照耀不了黑暗，黑暗吞噬不了光明，二者永远是互相依存的。这样的道理，一神教下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理解不了，也不愿意承认。

    所以欧洲只能分裂，所以米帝两党互撕，只要走不出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们不仅对外部的力量崛起只会穷尽心思去打击、去斗争，对内部也一样不断打击异己。

    高务实始终没有对心学派发动全面打击，正是不希望把党争上升到不折手段的地步。他希望“争道统”的方式被限定在“看实效”的层面，即用实实在在的政绩证明，治理天下需要的是我实学派的这套，而不是你心学派的那套。

    中国人其实自古以来就是最讲现实主义的民族，全世界只有中华文明讲“人定胜天”，只有中国人敢搞“神若害我，我就杀神”这一套——后羿射日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其实这里有个重点，西方人将一切归根于上帝的安排，而中国人不认为某个神能安排一切，中国人的崇拜是天道，而天道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它只是一种规则。

    换言之，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如果上帝今天心血来潮，他可以改变规则，比如一加一就不等于二了。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规则，是天道的一部分，它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

    所以西方人认为上帝就是一切，发生什么都是上帝的安排；中国人不鸟上帝，只是不断寻找规则，寻找让自己更加接近于天道的方法。

    各善其职，各司其命，即为天道。中国人要做的，只是不断寻找和改进让适合的人去适合位置的方法。

    高务实的政治观点即是如此，正如他童年时随高拱进京，在路上就问过的那一句：“如果皇上信任百官，又用对了官员，那么天下大治其实也就差不远了，是吗？”

    当年如此，如今亦如此。

    今日，高务实站在泗川南面的城楼上，看着各司其职的部下们，心里也在期盼，期盼出征的舰队能够善其所司，给自己带来好消息。

    他身边的秘书幕僚、部下将官们也都翘首以盼，与高务实一般，时不时朝海面望去。

    忽然，举着望远镜的马千乘叫道：“阁部，是舰队，舰队回来了！”

    包括高务实在内，所有人都端起望远镜朝海面望去，果然发现在海平面的尽头有桅杆出现，桅杆上的风帆样式与颜色花纹可以表明，来的正是明军舰队——确切的说，是书剑纹章表明了他们的身份：明军京华北洋舰队。

    众人一边紧张地继续观察，一边数着随后出现的一根根桅杆，很快发现打头的那艘战舰正是暂编的泗川舰队旗舰“东昌”号。

    旗舰打头，说明现在多半不是作战队形。比较了解京华两洋舰队的人都知道，两洋舰队演习之后的阅舰式通常才会把旗舰安排在锋失阵的箭尖位置。

    换言之，舰队应该是凯旋归来，特意摆出受阅阵型来了。

    随着高务实身边的高家宗室秘书和家丁们开始欢呼，马千乘秦良玉夫妇、解生、颇贵、牛伯英、杨登山等将领也知道海上必是大胜了，不禁都兴奋雀跃起来。

    高务正笑着朝兄长拱手道：“恭喜兄长，贺喜兄长，胜义此战应是凯旋而归了，此后我军全歼在朝倭寇的日子想必为时不远矣。”

    高务实心中也很高兴，但他身份放在这儿，却不太好表现得过于夸张，只能微微一笑，道：“磨剑二十年，试刃看今朝。且不要急，等战果与战损统计都出来了，再高兴也不迟。”

    说是这么说，但望远镜里出现的明军战舰已经越来越多，可见至少战损应该不大，高务实脸上的喜色也压抑不住了。

    又过了一会儿，所有人都不澹定了——不是吓的，是惊的：泗川舰队的确是以阅舰式的锋失阵驶来，但海贸同盟的战船全部都在外围，中间部分却竟然是清一色的日舰！

    显然，这次作战不仅是大胜，而且俘获了大量日本水军战船！

    高务实差点忍不住要亲自去码头迎接，好在高杞提醒他赶快回帅帐等待军报，他才打消了这个必然会令高胜义承受不起的过分礼遇。不过，他却命令高务正、高务若、高杞叔侄三人联袂前往码头，代表自己迎接舰队凯旋。

    马千乘秦良玉夫妇、解生、颇贵、牛伯英、杨登山等将领全是旱鸭子，看见如此庞大的舰队凯旋归来，一个个都兴奋得溢于言表，只是不敢在高务实面前造次，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城楼，陪高务实一起回到帅帐等待高胜义前来报捷。

    不过他们都打定了主意，等这边事毕，一定要亲自去码头边参观参观，看看这舰队如何这般了得。只是……不知道上舰会不会被允许，或许得先找阁部求个通行令？

    回到帅帐的高务实并没有等太久，高家叔侄三人便带着一脸喜气但强自忍耐的高胜义前来报捷了。

    “北洋舰队东昌号舰长、暂编泗川舰队司令小的高胜义拜见老爷！托老爷洪福，赖全军用命，此战我舰队伏击日本水军大获全胜，迫降倭舰五十四艘，重伤七艘，另有两艘重伤被俘但在拖船过程中因损伤太甚而沉没。

    此战我舰队迫降日本水军舟奉行藤堂高虎、胁坂安治及以下将领数十员，日本水军各级水兵五千二百余人，日本釜山守备军陆师士兵三千七百余人。战斗中所造成的日本水陆两军损失暂时不详。请老爷指示。”

    高务实已经知道此次必然是一场大胜，但却不料战果如此辉煌。尤其是迫降竟然成了战果中最大的一部分，可见当时的局面一定是一边倒的优势，逼得日本水军连逃窜都做不到。

    他不吝赞赏之词将高胜义夸奖了一番，又听说了诱饵舰队的事迹，将高利川也夸了几句。然后，高务实要求高务正等秘书清点战果，按照京华的规章制度进行赏赐，又额外给高胜义赐以新名，改名高韦。

    高胜义，哦，高韦喜不自禁，连连拜谢。

    改王字旁单名是京华家丁出身者可以获得的最大名誉奖赏之一，它并没有制度上的额外好处，但众所周知的是，只要得到了这项荣誉，就意味着进入了高家家丁的顶尖阶层。说得直白些，高韦从此之后就如高瑞、高珗等人一般成为高务实真正的亲信之一，将来也必将担负方面重任。

    随后，高务正问兄长是否要见日军方面的两位重要俘虏，也就是藤堂高虎和胁坂安治。高务实原本打算见一见，但想了想之后却又决定先不见，晾一晾再说。

    安排好这一切，果然明军众将都来请求他准许他们上舰参观，高务实大手一挥全部同意了，自己则命高务正等人立刻去草拟报捷疏文。

    当日，高务实报告玉浦大捷的疏文向京师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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