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南部的日军主力正在酝酿一场豪赌，而朝鲜中部的京畿道也并不平静。确切的说，应该是王京汉阳正处于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之下。

    事情的起因出自于王驾还京——也就是朝鲜王李昖又双叒叕再一次回到了他的王京汉阳。虽说这位大王近几年走了又来，来了又走，走了又再来……但不管怎么说，这次能够回京总归也是大喜事，可是李昖大王却实在生不出什么喜悦之心。

    其实在他看来，自从麻贵正式出兵南下开始，“黑云压城”的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没意识到其中的危险。

    当时麻贵南下，十万天兵浩浩荡荡进入平壤，其中仅具装骑兵就有三四万之多(事实上是半具装，前文有述，以下称“具装”多为朝鲜视角，故不再说明)，再加上一万多人组成的炮兵，拖曳着数百门大小不一的火炮，着实震撼了整个平壤城。

    朝鲜人何曾见过如此多的巨炮汇聚在一支大军中！那数百门大炮宛如一头头半蹲着的黑色巨虎，黑洞洞的炮口闪烁着凌冽的寒光。

    再配合上明军骑兵的高头大马、骑枪马刀，让所有观看了“入城式”的朝鲜人一面大喜过望，认为倭寇覆灭指日可待，一面又悄悄瞥了几眼自家朝廷那窝窝囊囊的军队，下意识生出一个念头：倘若大明真要动朝鲜的脑筋，朝鲜有反对的实力……甚至勇气吗？

    没有人敢表露自己的担忧，全平壤的朝鲜人以看似最热情的神情欢呼着将明军迎入城中，接下来便开始发愣了。

    因为麻贵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全面接管平壤防务，包括朝鲜王的行宫，而他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本提督对朝鲜军的能力极不认可，平壤防务必须由明军全面掌握。

    朝鲜方面当然对此提出了异议，无论是柳成龙还是尹斗寿，亦或者其他朝鲜高官，都纷纷找到麻贵和当时还未离开的宋应昌，希望大明能收回成命，至少多多少少也让朝鲜军参与部分防务，否则面子上太难看了。

    不过，这一次他们没有得到满足。先是宋应昌借口自己已经收到回朝的圣旨，经略一职实际上已然转至高阁老故无权干涉为由，拒不接见任何访客，在收拾完行礼之后立刻拍拍屁股走人。

    然后麻贵那边就更直接了，历数此前朝鲜军无数次无能表现，强硬拒绝朝鲜军加入城防体系，要求朝鲜军全部撤出平壤城，在城外或者附近小城驻扎，“违令者将遭天兵驱逐！”

    朝鲜方面倒抽一口凉气之余，只好退而求其次，再次请求麻贵说至少王宫应该由朝鲜军队把守。然而麻贵也没怎么给好脸色，唯一的通融之处也不过是表示王宫之中可以准朝鲜王留两百人的宫卫负责守卫内廷，而王宫本身的防务依然需要交给明军负责。

    柳成龙与尹斗寿等人顾不得立场不同，联袂上门希望说服麻贵，谁料麻贵见到他们之后便直接扔出一封信来，告诉他们此举乃是奉经略之命行事，自己一介武将根本不可能违抗。

    麻贵朝目瞪口呆的诸位朝鲜重臣扔下一番话：“好教诸位知晓，这些年来但凡侯爷统兵，就连皇上也是从不干预的。故此，诸位再如何阻扰本提督，本提督也绝不敢抗命，说不得就只好强行接管了……想必贵国大王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幕吧？”

    话说到这个地步，那自然是没得谈了，而朝鲜方面根本不敢等到麻贵“强行接管”，于是在匆匆回禀李昖之后，只好忍气吞声将朝鲜军队撤出平壤城。不过他们也不肯真把这些军队派去“附近小城”，而是命他们在城外就地扎营驻扎，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在麻贵看来，朝鲜人这一举动毫无意义，他们在平壤的兵力当时只有数千，而且作为“百败之兵”，无论明军有什么“意外”，他们也不可能胆敢阻拦，更无力阻拦。这种举动在麻贵眼里无非是朝鲜两班的自我安慰罢了，根本不值一哂。

    朝鲜大王李昖也正是从那时起，就已经处在明军的“严密护卫”之下了，就算与两班重臣会晤，门口也必然站着高大雄壮的明军士兵，以至于后来他们谈话都不敢再用上流社会习惯的汉语，而是完完全全用了朝鲜口语——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门外的明军都是从辽东军里挑选出来的，以前都是驻扎在双连城等临近朝鲜之地，个个都能听懂朝鲜话。

    然而无论如何，由于城中再无朝鲜一兵一卒，朝鲜王李昖唯一还能依靠的就只剩“两班”，他对于朝鲜的“统治”也只能依靠两班来间接实现。然而，问题是朝鲜的两班就真的能够依靠吗？

    如果看过后世的韩国古装剧就一定会发现，里头时常会有一些彷佛自带光环的男女主角，每每报上家门就说自己是“两班后人”，血统高贵，天生高人一等，宛如欧洲的“蓝血贵族”一般，一个个连眼神表情都非同一般。

    这个“两班后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能如此狂拽酷炫？其实所谓“两班”就是“文武两班”的意思，朝鲜这地方，长期都学中国制度，上朝的时候国君坐北朝南，文武大臣则分别分队站好，左边站几排，右边站几排，文的就叫文班，武的就叫武班，合起来就是两班。

    但如果直接把朝鲜两班当做大明的文臣武将来看，那又有所不同。朝鲜这个两班，可以说是其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常人所不敢想的政治特权(世代有资格做官)和经济特权(免田赋，免徭役)。普通人见到他们，都要尊称一句“两班尼”(尼，就是朝鲜语老爷的意思)。

    从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在这个半岛近千年跌宕起伏的政治舞台上，这些人一直都是名副其实的重要角色。

    两班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王氏高丽时期。《高丽史》记载，太祖元年(公元918年)甲午条：“习仪于毬庭，文武俱就班”。此处两班还单纯指的是文武官员。高丽王朝初年，文武官阶散乱，官员皆是开国功臣、地方豪强。而他们之外的人，就被称为“庶人”，仕途受限，政治基本上就被这些贵族构成的“两班”所垄断。

    这些大老在朝中晃来荡去，搞了个功臣政治，尾大不掉，如果长此以往，对王权当然是很大的威胁。于是到了高丽太祖的孙子、高丽第六代王、高丽成宗那里，便学起了中国，搞起了科举制度。

    当然，这里的科举还不是宋代那种普遍展开的科举，而是唐代那种不动摇贵族政治的科举。毕竟改革还是要以稳定为基础，不能迈开步子扯到蛋。

    因此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就是为了高丽贵族子弟通过进入科举补习学校“私学”，从而在考试中获得一个好成绩，故而开了科举。然而，这么做虽然给贵族们增加了压力，但是人还是那帮人。

    这就好比后世一般的孩子，要去和那些从小学八门外语、上十门补习班的学区房孩子PK，确实有些难度。

    但是经过这么一搞，对王室而言还是有些好处的，那就是搞出了崇文的风气。科举首重文科，于是文官的地位大大提高。

    与中国差不多，王室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也继续往重文轻武上面靠，故两班实际的重头就是“文班”。后来高丽朝搞“文武散衔”制，文班地位也高于武将。再后来搞的“柴田制”，也就是官员等级工资制度，文官同样比武将大大的高出。

    这么一来，尤其是时间长了之后，武将们就不干了。老子带兵打仗出生入死，凭什么比不上你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于是到了1170年，武将郑仲夫发动政变，从此高丽进入了武官专政时代。

    武人打仗可以，治国就相对没有经验了，可那些个文人成了敌人，也不能再用，怎么办呢？于是在武官专政时期，便大量地提拔地方乡吏，杂役担任要职，“两班”贵族的门槛开始被打破了。

    再后来，高丽被元朝打败，成了元朝的附属国，任由元朝摆布。这时候开始，原先一些地位较低，不入流的译员、医官之类，因为和蒙古人往来密切，也被受重用，纷纷提拔至高位。

    这样一来，实际上“两班”的范围就大大地扩大了，原来只是些贵族能成为两班，现在贵族们看不上的一堆人也全部变成了两班成员，两班就开始变得鱼龙混杂了。

    贵族要保持贵族的尊崇，要的就是高高在上的身份，这个身份最好是由血统确定的，是上天赋予的，不能让别人染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陈胜吴广这种“反贼”才打出的旗号，统治者们显然不能允许这种动摇统治阶级身份基础的情况持续存在。

    于是，到了元末明初，李成桂推翻高丽建立李氏朝鲜的时候，就对两班制度来了一个大改革。怎么个搞法呢？

    首先，就是要把乡吏，胥吏这些身份的人从两班中剔除出去。在贵族眼里，这些技术官僚是没有办法和他们这些天皇贵胃相提并论的。

    文班贵族，读的是孔孟圣贤书，讲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他巫医乐师白工这类的具体技术型工作的人，就不再当做两班贵族看待。还要取消乡吏的外邑田，制定乡吏惩处法，设立监督乡吏的留乡所，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等等。

    其次，是全面实行有利于两班阶层的科举制度。一个阶层要具有生命力，首先要有危机感。后世管理学上讲一个鲶鱼效应，说是渔夫怕捕捞上来的鱼死掉，就往里面丢几只乱钻的鲶鱼，让鱼都活动起来，锻炼锻炼身体，那就不容易死了。

    于是，李朝也就搞了强化科举这么一个鲶鱼，给你们这些纨绔子弟一点危机感。李朝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女才能受门荫，其余的人做官都要考，你们就好好读书去吧。

    但是李朝的科举会不会像中国的科举那样造成社会流动，瓦解贵族政治，进入平民政治呢？那当然不会。

    李氏朝鲜的科举主要分文科、武科，杂科。其中能做大官，升入两班的，主要就是文科。然而在文科考试中，朝廷首先在身份审核上就设卡，乡吏子弟参加科举必须“四祖审查”、“两班举荐”，且参加文科考试还要多考“四书一经”一门，并且经过郡县衙门同意。

    而且，李朝科举，所谓“庶孽”——也就是小妾生的儿子、二婚生的儿子、私生子这些，都不能考科举文科，这样就大大限制了两班贵族规模的扩大化。所谓物以稀为贵，贵族贵族，人少，才贵得起来呀。

    朝鲜的科举对于一般的百姓看似没有报名限制，但是寒门学子要登科及第可比同时期的大明要难得多。因为朝鲜的官学，基本上就是贵族学校。两班子弟七八岁就入书堂，再进入汉城四学，完成生进科考试后再入成均馆，在成均馆修满300个圆点(好比学时)以后，才可以参加文科考试。普通人家哪里有条件，能和这些从小学大的官二代竞争？

    这还不够，为了保证两班贵族的身份延续，朝鲜还搞了“别试”。正规的科举三年一次，“别试”则时间不定，经常考前几天突然通知。

    这就很搞笑了，因为普通书生连赶到考场都来不及，考得上的基本上就是有消息的两班子弟。于是随着时间推移，别试就越来越多，原历史上的李氏王朝享国近600年(直到清末被日本吞并)，正试仅163次，别试居然有581次，其不公正可见一斑。

    就这样，朝鲜的科举道路基本为两班贵族垄断。似中国这般“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的情形在朝鲜基本是不存在的。

    李氏朝鲜就通过这样的手段，划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上层统治集团，也就是两班。李朝实质上将人分为四等：一等人就是两班，二等人则是所谓中人(就是乡吏等杂职)，三等人良人(普通老百姓)，四等人贱民(奴婢、妓女等等)。二等、三等人上升一等相当困难，而四等人则根本没有希望。

    阶级固化的危害不必多说，说轻点叫暮气沉沉，说重点就是一潭死水。而李昖被麻贵往王宫中一“保护”，就只能依靠这潭死水来求活了。

    可是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死水能不能救人，而是“死水”到了这种时候也会发现局面不对，要开始为自己考虑了。

    于是，等到麻贵领兵南下，但却留了两三万大军专门“保护”还留在平壤的朝鲜王与朝鲜朝廷时，一些“死水”提出：“王上说得对，朝鲜应该内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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