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诓他？”王锡爵呵呵一笑，摆手道：“元辅可莫要随意给我扣帽子呀，我哪里是诓他了？现在这会儿，他去接手高日新必定会放出来的厂卫之权，皇上只会赞他体谅圣意，对他格外高看一眼，又不会怪责他什么，我这怎么就是诓他了呢？”

    申时行佯瞪了他一眼，道：“都这般时候了，元驭兄还在说笑！高日新此番又不会倒，他要做的无非是以退为进。以他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只要他做出这般举动，我料皇上不仅会疑心尽去，将来对高日新的宠信还会更上一层楼。

    虽说此情此景之下，我等若是手段高明一些，抓住这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机，的确可以从中得点好处，但似元驭兄‘指点’张诚这厮的说法，什么‘大可以放手施为’，那不是教他找死么？无非是晚死一点，不至于当场暴毙罢了。”

    王锡爵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眉头微微一挑：“那又如何呢？这些阉竖啊，都是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鼠目寸光之辈……元辅你方才没看见他那般模样么？”

    他说到此处，傲然一笑：“天下之事，自有我辈君子操持才得长久，这些个阉竖，他们只会坏事罢了。不客气的说，高日新虽然激进，虽然有时候立场太过滑头，但他好歹是个能办事的，纵有一些私心，也还在情理之中。

    可是，如张诚这般阉竖，他们心中毫无半点公义，一门心思都只是为了私利，若真让他掌了内廷大权，让皇上对他信任有加，将来必定成为我辈朝中君子之大敌——这阉竖之祸，那可比什么党争都更糟糕。”

    王锡爵这么一说，申时行就明白他的想法了。诚然，高务实如今权势太盛，气势也太高，是心学派当前之大敌，可是即便退一万步说，实学派总还是文官派系，在同为文官的王锡爵眼中，再糟糕也总比阉党强。

    前者好歹还是内部矛盾，后者却几乎就上升到阶级矛盾的地步了——什么是阉党啊？大明朝的阉党实际上便是皇党啊！

    皇权和代表文官的相权争了这么多年，近些年才渐渐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尤其是高拱、郭朴辅政当今天子的少年时期那段时间，相权才真正有些相权的意思。

    但以申时行、王锡爵之智，当然知道这种相权并不稳定，它实际上是依靠天子年少才取得的，而并非是相权本身到达了那般程度。

    大明朝的内阁辅臣号称阁老、相公，可那哪里称得上一个“相”字！

    从政治权力而言，宰相制度下的宰相地位何等崇高，汉唐之宰相，甚至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宋代以前的宰相面君议事，皇帝还必须要赐座给他，此所谓“宰相坐而论道”是也。

    赵匡胤与弟弟赵匡义两帝采取了措施削弱相权，先是把“坐而论道”的“座”给撤了，到了大明开国朱元璋登基后，更是借着胡惟庸一案对相权予以不遗余力地压制。

    在胡惟庸一案爆发之前，明初宰相府不仅是朝廷的一级正式官署，而且具有许多法定的政治权力，它直接管辖朝廷负责行政的六部，向他们发号施令；而六部有什么事也直接向宰相汇报和请示，甚至有些事情连皇帝也不一定知道。

    可是正因如此，在朱元璋看来，这种相权是对君权的一种侵夺，完全不能容忍，故在胡惟庸案之后的洪武十三年便废除了宰相一职及其所属衙门。

    而与宰相的权势相比，阁臣简直不敢望其项背。宰相制下的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而自永乐时，皇帝早已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攥在手里，行政执行权则交给六部，而议政权则分给了内阁。

    内阁参与朝议或讨论国家大事，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的决策，因此说来，它从法律意义上无非是皇帝的顶级幕僚团和一个参议机构罢了。

    内阁不仅政治权力严重不如宰相，从行政级别来看也差了十万八千里。过去的宰相往往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数是正一品，偶尔例外也是从一品，乃是正儿八经的顶级官员。

    而阁臣的行政级别压根儿上不了台面，如朱棣统治初期任命的七位阁臣，品秩最高的是大才子解缙，入阁前他是六品，入阁后升了点，但也不过五品。换句话说如果外放地方，大致不过相当于一个知府的行政级别。

    这七人中位居末位的是胡俨，入阁前仅仅从七品，连一个县太爷都不如。他们直接为皇帝办事，介于皇帝与六部尚书之间，而他们的行政级别反而不如六部长官——这当然毫无疑问，尚书与侍郎一般是正二品、从二品，至少也是正三品。

    对此，《明史》里的评价相当到位：“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所以到了后来，因为阁臣的实际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于是为了提高阁臣的品秩而又不破坏传统，皇帝只好让阁臣做兼职。

    最常见的做法是先任命某个将要入阁的大臣为礼部尚书或侍郎，亦或者吏部侍郎，再冠以“某殿某阁大学士”的名头，这样一来阁臣的行政级别就大大提高了。

    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变通之法，并不是什么固定规制，顶多算是“潜规则”，而直到明朝灭亡，内阁阁臣的行政级别都极其不稳定。更何况一旦不看那变通之法，则“某殿某阁大学士”本身始终都是品级很低的。

    但是除此之外，宰相和阁臣还有一条更关键的差别，那就是从其配套的行政官署来看，宰相往往有自己的正式办公场所与发号施令的机构：宰相府或丞相府。

    在过去，比如唐代，文散官的最高官阶叫做“开府仪同三司”，这一条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专给宰相的加衔。而这，也正是明代阁臣远不及前代的一点——没有“开府”并且“仪同三司”的权力和地位。

    什么叫开府？就是这个人有自己专门的官衙作为办公地点，而仪同三司则是明确规定他开的官衙，地位等同于三司。

    何为三司？三公三师就是所谓“三司”。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师。

    所以“开府仪同三司”意味着此人的地位就是“三司”这个级别，而大明没有这个说法，因此三公三师也好，还包括三孤三少等，全部成了皇帝可以另外赐予的加衔——朕没有赐予，那你们就慢慢混，慢慢升吧，别指望朕一次给你们“仪同三司”。

    宰相开府不仅是“仪同三司”的地位很重要，更要紧的是相府里有许多属僚——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而内阁阁臣就没这个待遇，一般他们在某殿或某阁办公，手下只有几个管理卷宗、抄抄写写的文书，相比宰相而言，那是寒酸到了极点。

    更何况宰相开府还有一个更大的直接权力，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开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权，在某些朝代如秦、汉、魏晋等时期，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绝大多数官员。

    这是因为宰相本身只对皇帝负责，而百官反倒并不需要直接对皇帝负责，却是对宰相负责的。

    后世很多人不明白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们和皇权冲突那么大、那么激烈、那么不可调和，其实原因就在于此。

    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皇权把相权压制得太狠，所以大明朝的文官们对于恢复宰相的真正权力就越发念兹在兹，文官集团长期为此坚持不懈，矛盾当然就产生了，也根本不可避免。

    心学派的官员当然也是文官，而且他们比实学派官员更加重视这种有些“复古”的传统。因此，在王锡爵的眼中实学派固然是大敌，但好歹在大范畴内还属于战友，而作为皇权衍申的阉党，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种，根本不可调和，也没有任何调和的理由。

    之所以现在心学派和张诚这种阉竖居然搅和在一起，在王锡爵眼里不过是典型的“经权有变”罢了——我只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阉竖合作一下，不代表你在我眼里能算个什么玩意。

    他刚才一听张诚那个“我辈”就勃然作色，要不是申时行连忙打眼色给他，差点就要当场发作，也正是因此。

    我堂堂文人君子，会跟你一个阉竖是“我辈”？你这残缺不全、畜生一样的东西，也配和我这满腹经纶的文人士大夫相提并论？

    这就是王锡爵的思想，同样也是申时行的心底所想，无非王锡爵脾气更刚直，而申时行更阴柔罢了，本质上并无区别。

    因此王锡爵如此一说，申时行便只好叹息一声，道：“阉竖自是不足与谋，只是眼下实学势大，我辈一时之间也只好含垢忍辱、相忍为国了。可元驭兄这样一说，万一高日新尚未真正‘飞鹰折翅、猛虎落牙’，而张诚却反而倒在了他前头，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元辅此说自然是老成谋国之言，锡爵自然深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等才尤其需要牢牢抓住此次机会，趁高日新被迫放权之机悄然掌握大势，把之前的颓势扳回来，否则下头的晚辈弟子们继续颓唐下去，将来再想挽回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锡爵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故意让张诚这阉竖在前头冲锋陷阵，而我等只要隐于其身后，悄悄拿回这些权力便好。倘若高日新被张诚闹得心头火起，待时局平稳之后，先把矛头对准张诚，那就更是我辈求之不得的大喜事了。”

    他的意思申时行其实早已明白过来，无非就是把张诚当炮灰，去吸引高务实的仇恨和火力。高务实当前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便还击，正是心学派悄悄“扳回大势”的好机会。

    而等到他能还击之时，一旦把炮口对准张诚，张诚肯定也不会傻傻的坐以待毙，就算最终斗不过高务实——这在申时行眼中几乎是肯定的——但怎么说也还能挣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同样也是心学派可以利用的机会。

    虽说王锡爵这样做，按照一般的是非观来讲的确有些不折手段了，但申时行毕竟也觉得“阉竖不足与谋”，张诚与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同道中人，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含垢忍辱、相忍为国嘛，这又不是贬义词。

    他轻轻叹息一声，却沉沉点头，道：“也是难为元驭兄了……就这样吧。”

    王锡爵知道他会同意，闻言并不意外，只是颔首道：“张诚这厮再如何冲锋陷阵，眼下也顶多只能顾得到厂卫那一块儿，对于铨务，以他如今之地位和权势，必定还插不上手。此正我辈之机会，元辅对此可有什么成案？”

    申时行不是高拱，不以善断著称，但他一贯善于倾听意见，因此王锡爵这样一说，他很自然地便答道：“正要请教元驭兄高见。”

    “嗯……”王锡爵沉吟片刻，缓缓道：“愚意以为，眼下最关键的是高日新放权吏部到底会如何去放。他本人并非天官，杨无棣作为傀儡虽然畏其权势威望，但毕竟不是正经的实学派官员，更不是高、郭二公之门生弟子，并不一定连退位去职这样的事也完全听高日新摆布。”

    申时行问道：“元驭兄的意思是说，若高日新强命杨无棣自请去职，则杨无棣不仅可能抗命，甚至可能和高日新发生冲突？”

    “抗命倒有可能，但若说冲突则恐怕还不至于。”王锡爵皱眉道：“我看杨无棣应该没这么大的胆量……虽然昔日高、郭二公的不少门生已经重任一方，但也还有不少仍旧在都察院中，甚至高日新的同年也有一些正在都察院任职御史者。

    杨无棣自掌铨以来，因为事事皆依高日新所决，已然素望大损。倘若为辞官一事又和高日新产生冲突，则必为实学派言官攻讧，说他恋栈权位，更失颜面。是以愚意以为，他或许会在推荐继任之事上恶心高日新一番。”

    申时行心中一动，问道：“元驭兄是说，他或许会推荐我心学门人继任天官？”

    王锡爵沉吟道：“这种可能不好排除，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高日新的处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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