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往返在寒冬腊月之时较往常更慢一些，等辽东的争执捅到京师，已经将近年关了。

    这一日早上，皇帝给内阁诸阁老、都察院及六部堂官以及个别经筵日讲官赐下了一些年货。东西谈不上贵重，无非是些冬笋、熏肉、干货之类，但这是一种分了亲疏衔职的“亲切关怀”，能够列入此类的人自然就会被外界看做是皇上的“股肱之臣”。

    作为亲信中的亲信，股肱中的股肱，高务实得了十二斤冬笋，十二斤熏肉，各类干货十二种、各十二斤。至于为什么全是十二，其实连高务实都不是很清楚，他也没问过。估摸着，应该是内廷的惯例，图个“月月红”之意。

    早上这些干货刚送到府上，身在户部衙门的高务实只得了张单子，本应该立刻写谢表谢恩，但还没来得及落笔便立刻应召入宫了。

    内阁就在宫中，离文华殿较近，而户部、兵部则在宫外，要远不少，因此等高务实和梁梦龙联袂赶到的时候，内阁诸位阁老已经等候了一段时间，甚至连皇帝都在。

    高务实和梁梦龙赶紧告罪致歉，朱翊钧摆了摆手：“你们离得远，有什么罪不罪的，朕总不能让你们飞过来。陈矩，给二位卿家赐座。”

    一听朱翊钧这说话的语气，高务实就知道他今天心情还不错——至少目前还不错，因此也没多礼，与梁梦龙双双落座。

    朱翊钧顺手从御案上拿起一本奏疏，道：“这是辽阳副总兵曹簠的奏疏，说的是前不久建州虏酋努尔哈赤进占董鄂部一城之事，诸位卿家都看过没有？”

    其实这道奏疏只有高务实没看过，因为这奏疏是辽东副总兵所上，谈的是军务，本身是兵部的正管。于是过程是兵部先看了，然后上呈内阁，内阁过目之后，写了票拟再呈送司礼监给皇帝审阅。

    这里头单单没有高务实什么事。

    不过事实上高务实是知晓这道奏疏内容的，曹簠不仅提前送了消息给他，还把前因后果明明白白陈述了一遍。而且在刚才入宫的路上，梁梦龙也猜到皇帝召对肯定是要说这事，因此也和高务实有过一段交流。

    说实话，高务实也觉得有些头大。

    现在的麻烦在于事情扎堆，京里这边正在“财权大战”。高务实虽然先给了一颗甜枣，把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官员的俸禄折算基本清除，只留下了大家还算可以接受的粮食和布帛折算，但因为接下来他要全面收拢财权，还是会影响很多人的利益，所以舆论上争得很凶。

    舆论这玩意，有时候没什么鸟用，但有时候作用也很大。比如某件事皇帝如果坚持要搞，那么无论你舆论如何反对，该搞还是得搞。但是一般而言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真要是有的话，那就是大礼议、国本之争这种档次的争议了，几乎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直接冲突。

    收拢财权这事不至于会如此，因为这事归根结底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争议，是实学派与心学派之间“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的争议，皇帝处于高高在上的调停者角色，稳坐钓鱼台。

    高务实显然是一个“大政府”制度的支持者，经历过后世红朝崛起的他，深知在很多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大政府”之重要性。

    以前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其实也对这个问题稍有涉猎，比如他知道汉文化传播到欧洲后，最让欧洲学者困惑的问题，就是无法理解“仁义”的真正含义，因为仁义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而社会是西方狩猎宗教文化所没有的东西。

    狩猎经济只需要个人层面的自发组织，对个人而言，那是主动的、自由的。而农耕经济才需要社会组织，以应对自然灾害，那是被动的、强制性的。

    而另一方面，对于宗教文化，人与上帝(或者说自然层面)之间更不可能有一个中间环节，哪怕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教会组织，也被认为是多余的，500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给废除了。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个人与自然(上帝)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社会)，更不能理解这个中间环节的重要性。

    至于人的精神层面，那就更不存在了，因为在那里，只允许存在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也只允许有一个，就是赎罪。因此，基督徒面对复杂的世界，只会、也只能考虑两个因素：神和契约。

    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识，因为人群客观存在，但那叫群体，而非社会。

    社会与群体的区别，就类似兄弟与朋友的区别。社会中，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被动的、是不可选择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哪怕是成为仇人，都得一锅吃、一炕睡，必须包容、没有自由。

    而群体中，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是主观的、主动的、是可以选择的，和则聚、不和则分，充满了自由。

    没有社会意识，关于人类的存在和组织形式就必然发生扭曲，这才有了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个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复杂，也算不得高端，它的本质就是个人让渡部分权力和自由给国家，换取国家对个人的(有限)保护。

    这里多说一句，《社会契约论》里的“社会”，英文是Social，意思本来就是群居、人群，当年日本人自作聪明地误译为“社会”，结果遗患至今——人家的本意和中国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质上就有区别。

    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府是基于个人授权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个人(选票)授权，政府对个人的责任是有限的(个人层面的契约范围之内)，个人(选民)关注的是，政府是否损害个人权利(根据契约)，而不是政府能否对自己提供充分的保护。

    既然个人让渡的权力本就有限，那么政府的责任自然也是有限的。

    打个比方，过去欧洲人的决斗，一定要在现场的法官、警察监督和公正之下举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法官和警察的责任，是保障决斗的过程符合契约，而当事人的生死结果并不在其责任范围之内。

    这就是基于个人契约的、有限责任的政府，即小政府。

    但中国不同，历来中国的政府都不是基于个人契约、个人授权的，其合法性不取决于个人。从古至今，中国的政府都是基于社会要求、社会授权、由社会精英选拔组建(或战争获胜)，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承担无限责任，其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所有成员对其尽责结果的认定、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汉文化中，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朝廷也好，政府也罢，就都必须“以民为本”，对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负总责。

    这就是基于社会的、无限责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个对比，美国警察救人只是一种“工作服务”，这个“服务”的前提不足以让他抛弃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满足。而中国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获救者。

    所以在后世，你可能经常听见说在美国袭警有多严重，动不动就被警察拔枪毙了，但中国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拥有危险武器的嫌疑人，否则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枪射击——连鸣枪示警有时候都会在事后内部受罚，因为涉嫌执法过度，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威胁。

    这就是区别。(注：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应对疫情是“三尽四早”，而西方只能“群体免疫”，连作业都不会抄。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他们做不到的问题。)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当然有其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早已形成，难以更改，只能顺应。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撵走了神，结束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时期，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权力架构并不能随之自动消失。

    人，最恐惧的是不确定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下辈子会怎样？子孙会怎样？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确定性。

    不确定的存在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确定的政权或王权、皇权都无法提供确定性，只有稳定且确定的神权，才能担负起提供确定性的重任，而成为权上之权，从而与政权形成二元权力架构。

    提供确定性、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对重大事项决策，就是神权的三大职责。从而形成后台神权与前台政权(皇权)的稳定配合，管理权的所有权属于神权，管理权的使用权归于政权。

    这就如同诞生于宗教文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当于神权的董事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当于政权的公司(CEO、总经理及各部门)拥有使用权，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当周王朝抛弃了神，那么有困难就只能找社会，当然应该由社会提供确定性。但问题是，社会是个抽象概念，谁代表社会？

    周公想到一个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确的社会“制度”来保障确定性，这个制度就是礼乐制度，我们的汉文化也因此被称为礼乐文化。

    在后世的中国，礼乐文化的内容虽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

    用今天的话说，“礼乐”就是宪法。

    谁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政思想？礼乐制度就是中国最早的宪政制度。

    “礼”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让掌握政权者明白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也让民众清楚将会面对什么，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这也就是现代宪政理论所说的，用制度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并建立与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一的宪法基础、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构成的体系。

    长久以来，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让平日里难得一见、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属一个家族，以此增强凝聚力。这就好比后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实就是国家级的制度性祭祀活动，以强化中国人的同属感，这就是“乐”的本意。

    我们不能约束神，但我们需要约束人，所以我们就用制度代替神来约束人。

    什么是宪政？不论学术专业，简单通俗地说，其实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权，对全民提供确定性。

    当孔子以仁义、以君子之道将礼教再次拔高，当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将神权与皇权绑定，中国的正统皇朝也就都成为了无限责任政府，需要为全天下负责，无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啸飓风蝗灾雪灾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现，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国有奸佞——归根结底一句话：总得有人负责！

    然而高务实现在最忧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现状：它是个无限责任政府，但它根本承担不起无限责任，它的皇权顶多能下到县级，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绅自治。

    你想“党支部建在连上”？做梦呢，大明没有这么强大的统治力，它没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

    高务实能完全控制京华，靠的是以经济手段为后盾、以家丁为组织骨干，所以京华在南疆哪怕有十几万大军，他也能万里迢迢的牢牢遥控。

    相比之下，大明堂堂一个皇朝，拥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绝对大义，却只能满天下靠将领们的家丁部队充作武力核心，这是何等的病态！

    不搞成真正的大政府，不把社会责任有效的承担起来，这个大明就始终是外强中干、一推就倒的虚伪强权。

    为什么原历史上清军一入关，大明内部就实际上四分五裂，随随便便就被清军逐个击破？那时候，号称愿意“一死谢君王”的人剩下几个？

    你没有承担起你的“无限责任”，你的朝臣、士绅自然也就认为对你的下场没有责任。

    然而这一切的责任想要承担起来，在没有“党”作为社会组织骨干的前提下，就只能靠财权维系，因此高务实只能想方设法收拢财权，无可妥协。

    但偏偏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收拢财权再做其他，图们、努尔哈赤等人不断给他制造外部麻烦，让他不得不一次次地砸钱应战；心学派也不肯让权，他还得想方设法去和他们斗智斗勇。

    真是内忧外患。

    朱翊钧的这个提问，看似针对“众卿家”，其实只望向高务实一人，因为他也知道其他人都已经看过。

    高务实悄然叹了口气，面上却不动声色地道：“臣方才已经听大司马说起了。”

    朱翊钧听他这么说，欣然问道：“好。既然如此，诸位先生和二位卿家有何看法？”他说着，顿了一顿，补充道：“努尔哈赤前次勾连图们、擅自进军哈达的账还没和他算呢。”

    皇帝这话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了，他显然是想来硬的。

    申时行眼观鼻鼻观心，仿佛没听到一般。王锡爵瞥了同样不说话的高务实一眼，微微一笑：“皇上，努尔哈赤的账好算，难点是咱们自己的账不好算……请教大司农，俸禄折算取消一事若是今年便要行之，户部可有余力支应辽东再启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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