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心出汗未必是害怕，甚至未必是紧张，有时候也可能是兴奋。

    很难说曹簠此时是兴奋多一点还是紧张多一点，但想必他不至于害怕。

    三封信，两条大罪证。一条牵涉到努尔哈赤，这是他辽阳副总兵默认负责的对象；一条牵涉到李成梁，这是他在辽东更进一步的最大阻碍。

    如果把这两条罪证交上去，朝廷倘若要动努尔哈赤，这第一责任人多半就是他曹簠，换句话说出战主将人选多半是他，战功当然也归他。

    如果朝廷要动李成梁，那就更妙了，辽东因为环境比较特殊，其总兵素来以本地将领充任为主，外地调任为辅，而且主次比例非常分明，外调而来的总兵还是比较罕见的。

    现在辽东本地将领里头，倘若排除了李成梁，剩下无论从资历、从战功、从军中威望亦或者其他任何方面来看，最有资格接任总兵的人选都非他曹簠莫属。

    这是明面上的优势，在此之外还有暗地里的优势。李成梁现在已经是心学派的人了，他一旦出事，心学派肯定头大，而实学派肯定得势不饶人，必然要趁机掀翻李成梁，把辽东总兵这个要职掌握在自己手中。

    辽东尤其是辽河以西地区，是当前大明“西怀东制”国策之下最方便对察哈尔发动攻势的两个地区之一，与蓟镇平分秋色。

    辽河以西地区是辽东总兵的直接辖区(辽河以东通常由副总兵主管，不过李成梁在任时威望太重，而且他需要战功给家丁创收，所以也经常亲自跑过来动兵)，心学派近来一直拉拢李成梁，也是希望在“东制”国策中捞一波功劳，以免实学派再次专美于御前。

    在这般情况之下，曹簠觉得高司徒肯定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定会把辽西也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整个“东制”尽在掌握的局面。毕竟这样一来，既可以确保察哈尔一战各部令行禁止，提高胜算，也可以让实学派独揽大功，从而在朝堂之上也对心学派形成压制。

    自从被高务实搭救出来，曹簠一直都想找机会报答一番，除了忠诚充当恩堂的“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曹某”之外，他也一直都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此次出兵夺回北关，虽然真正的交战只有叶赫河一战，但从战略上而言，曹簠自认为任务完成得还是很好的。

    在曹簠看来，努尔哈赤止步南关并派出亲弟弟随军，可见其畏惧自己的兵威；布日哈图虽然耍了一大堆花枪，最终也还是在叶赫河边被击退，顺便迫使蒙古人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叶赫西城；甚至在收复西城之后找到了两大通敌罪证。

    不管怎么看，这场仗他曹簠都打得漂漂亮亮。而具体战场表现，根据刚才张万邦送来的战场清点结果来看，此战明军伤亡甚至低于蒙古骑兵。考虑到此战图们甚至投入了两千重骑兵，而重骑兵的损失更是高达一千两百余，明军拢共不到一千人的损失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步兵直面重骑兵冲击打成这样，任谁来评价都得翘起大拇指夸一句英雄了得，不是么？

    如果还要更细节一点，那么张万邦本部的损失只有三百余人，这就更让曹簠安心了——张万邦所部别看没有“张家军”这个说法，但他部乃是高司徒“以步制骑”的典范，他所部要是损失大了，高司徒那里搞不好就不太好交待。现在张万邦的损失很小，想必高司徒听到消息一定是满意的。

    高司徒的支持，是曹簠最大的底牌，也是底气所在。有了这次北关之胜，而李成梁又出了事的话，高司徒不支持他曹簠出任辽东总兵还能支持谁？

    曹簠一个人在布寨房中兴奋了一会儿才逐渐平静下来，然后他才想到一个问题：这三封信能的能当做罪证来用吗？

    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一封信应该就够了，因为努尔哈赤是“虏酋”，属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那一批人。

    说句不客气的话，朝廷要对付这些虏酋，有时候甚至都未必需要什么确凿的证据，只要朝廷甚至仅仅辽东督抚、总镇觉得你该敲打一番了，那么没准第二天就给你来个大军压境。至于虏酋本人，你或是选择遣使求降，直接躺平任嘲；或是选择负隅顽抗，等待犁庭扫穴。

    说实话，躺平任嘲可能是最佳选择。比如叶赫被高务实二话不说杀了两位贝勒，但叶赫立刻躺平任嘲，根本不敢多吱一声，结果换来的就是此次明军出塞救他们与生死存亡之间，可谓回天再造。

    而选择负隅顽抗就不那么妙了，比如王杲当年不听李成梁的招呼，非要自认英雄，结果就被李引城犁庭扫穴，把古勒寨连破两次——父亲王杲一次，儿子阿台一次，灭了个干干净净。

    说起来，要不是王杲父子非要坟头蹦迪，作死作到死绝，哪有后来努尔哈赤什么事。

    所以努尔哈赤的这条罪证肯定是有用的，无非在于高司徒是不是打算动用这条罪证来找努尔哈赤的麻烦罢了。不过，用不用固然是高务实说了才算，但他曹簠把这封信交上去，总能算是立了个功。

    但是“佟惟勋”的两封信算不算李成梁的罪证，曹簠清醒过来一思考，却觉得还有些拿不准。

    这两封信最大的隐患，就是通篇没提“老爷”的名姓，而落款的这个“佟惟勋”，曹簠偏偏又根本不知道是谁。

    佟姓乃是辽东大姓，据传源于妫姓，出自夏王朝末期太史终古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字改义为氏。据史籍《路史》记载，夏王朝末期，汤王积极准备伐夏桀，原夏王朝的太史终古为人贤德，世人器重，汤王遂召其入商。终古归商汤之后，其后裔子孙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终古氏，后将“终”字去“丝”偏旁改为单姓“冬氏”，再后又加“人”偏旁改称佟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佟氏正宗，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到了东晋末十六国北燕时期，辽东出了一位大学者佟万，其后又出了一位将军佟寿，因此佟姓以辽东为郡望，一如“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等著名大姓高门一般。后来佟姓以辽东为据点，向南方缓慢地迁移。大抵在有明一朝，佟姓人口主要集中在河北地区，不过其在辽东也始终是大姓。

    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佟姓和后来鞑清时期的满族大姓佟佳氏既有渊源，也有区别。

    满族佟佳氏，满语为Donggiya Hala，源出汉族佟氏，入满洲旗后，在姓氏字后面加上一个“佳”字以区别未入旗之汉姓。

    这个佟佳氏本非满族姓氏，原为辽东汉族巨豪，而佟佳本为地名，在后世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

    在明末后金政权建立之初，当地有佟养性、佟养正兄弟俩因居于佟佳之地，因以为氏。佟养性、佟养正兄弟俩后迁抚顺以贸易赀雄一方，当后金军攻克抚顺后，佟养性输款予努尔哈赤，而佟养正干脆携族属归努尔哈赤新组建的正蓝旗汉军。

    后来佟养正之孙佟国纲于鞑清康熙二十七年疏言：“臣曾蒙太祖谕令，与佟佳氏之巴都哩蒙阿图诸大臣考订支派氏族谱，今请归满洲。”

    结果鞑清部议结论：“以佟佳氏官职甚多，本应隶汉军；唯佟国纲本支宜入满洲，遂为满州正白旗人。”于是原本出身汉族的佟佳氏一族来了个“满汉分隶，族大支繁，于国朝八大姓中称最。”

    除此之外，蒙古、鞑清还个有一些部落入旗后改做佟姓。如蒙古有布鲁特氏、达鲁特氏、佟尼果特氏、佟尼耀特氏等；满族有佟仓氏、栋阿氏、赫舍里氏、嘉穆呼氏、李佳氏、萨克达氏、唐达氏、佟启氏、佟鄂啰氏、佟赛哷氏、图色哩氏等。

    以上这些改姓为佟氏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其中或许有不少都因为佟姓本是明时辽东大姓之故——他们可能觉得这姓氏比较高贵，遂给自己也改了个，方便自诩高人一等。

    既然佟姓是辽东大姓，要查某个不出名的佟姓人士究竟是谁、高就何处，那就很麻烦了。换句话说，要证明这个佟惟勋信中所说的“老爷”就是李成梁，这事难度就很大。

    首先你得找到这个佟惟勋，这不必解释；其次因为越是大姓越容易同名，所以你得证明此佟惟勋就是彼佟惟勋；最后你还得证明这个佟惟勋口中的老爷就是李成梁，而不是他私底下另有身份，其实是在为别人服务，托身李成梁府上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你瞅瞅这个难度：先要大海捞针，捞起来之后要证明我要找的就是这根针，最后还得证明这根针的主人真的是他的主人。

    副本太难，玩家申请削弱……抱歉，只有高务实会冒出来这种念头，而曹簠只能自己想办法。

    想办法嘛，要说思路倒也不是没有。

    李成梁门客虽多，但这个佟惟勋既然负责和蒙古人打交道，而且亲自写信，那么他必然应该是懂“番语”的，哪怕这两封信是用汉文书写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用汉文书写，只能说明佟惟勋对蒙古人有心理优势，他知道自己哪怕用汉文，对方也不能说什么你不讲礼貌之类的屁话。

    更何况这两封信是写给布日哈图的，而众所周知布日哈图是蒙古人中的学问家，汉文水平放在大明搞不好都能考个秀才举人什么的，佟惟勋用汉文书写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困扰。

    所以佟惟勋的身份只需要在李成梁的门客之中暗查，尤其是懂番语的门客之中暗查，多半便会有所收获。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证明“此佟惟勋即彼佟惟勋”，这一点也不能说很难办，只要找到“李成梁门客佟惟勋”的笔迹，拿来与这两封信做一比较就能判断。

    确认笔迹这种事，在后世基本上需要专业人士才干得了，普通人是挺难搞定的，尤其如果对方刻意隐瞒的话，不过这事儿在当前却不需要那么“专业”。

    这年头的朝廷大佬们全是学霸出身，书法造诣那是一个比一个高，要不然科举的时候多半就刷下去了——你能名登金榜，至少科举专用字体台阁体一定是功底深厚的，而台阁体写好了再写其他字体基本上都不难，因为底子打得足够硬。

    所以，只要能搞到笔迹，哪怕他曹簠不判断，交上去给朝廷大佬们一过目，判断个笔迹什么的简直小儿科。别说朝廷大佬们了，就算当今圣上也是以一笔好字著称，宸断一下两者笔迹也根本不难。

    万历墨宝有真迹和照片，水平大概可以让现在一些书法家惭愧。历史上他少年时期的字就写得很好，张居正一开始就夸过，结果万历受到鼓舞，更加努力练字。谁知道后来张居正就不夸了，直到有一次，张居正终于开口，却是劝谏小皇帝，切勿把精力都放在写字之上，而是多读些有用的书，以便于将来治国安邦。

    张居正在疏文中对当时的小皇帝奏言：“皇上数年以来留心翰墨，昨仰睹赐臣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踰。但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于唐宋英贤之主，皆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闻有技艺之巧也。惟汉成帝知音律，能吹萧度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皆能文章善尽，然无救于乱亡。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宜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王，亦有何益？”

    张居正这话，其实道理没错，不过可能给小朱翊钧造成了不小的心理打击。不过这一世高拱取代张居正，他对于万历钟情书法并不见责，高务实也对他说“皇帝爱写字总好过爱胡闹”，所以这一世万历的书法水平比历史上更胜一筹。

    人可以找，字可以对，惟独一个难点不好办，那就是哪怕找到了人，对方在李成梁的庇护之下，他曹簠要怎么才能让他自承信中所说的“老爷”就是李成梁本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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