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王锡爵的说法，这首词“恐怕是写给我二人的”，若果然如此，那这的确是有些“欺人太甚”，尤其是在申时行申元辅看来。

    高务实要在江南广征商税，申元辅都谈不上很生气，更没有因此动怒，何以看到区区一首词反而勃然大怒了？

    因为这首词恰好击中了申元辅的要害。

    不过，这首词并非高务实原创，其来历是清嘉庆年间的两位大臣。

    鞑清嘉庆年间，京城流传着一幅对联：“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寻常人一看，这对联的表面意思，应该指的是《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董卓。因为，曹操是东汉末年的丞相，而董卓也曾官至太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在民间流传甚广。

    然而实际上，这副对联里的曹丞相、董太师，指的是嘉庆年间的两名朝廷重臣：曹振镛和董诰。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此公官运亨通，位极人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基本上算是做到了汉人大臣的顶峰。

    曹振镛为官，有六字秘诀闻名于世：“多磕头、少说话”。后以八十一岁高龄病逝，死后得到了“文正”谥号，成为鞑清近三百年中仅有的八名“文正”之一。

    董诰是乾隆、嘉庆年间的朝廷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自乾隆以后，保和殿大学士不再授人，是以文华殿大学士变成为事实上的内阁首辅，因此董诰在当时的地位就不必多说了。

    董诰以七十九岁高龄病逝，死后得到“文恭”谥号，嘉庆皇帝亲临祭奠，还给他写御制哀诗“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田庄”。这是夸奖董诰清正廉洁，只有文章传世，没有留下金钱购买田庄。

    如此看来，这应该是挺厉害的两个人，那么“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这幅对联的出处又是来自哪里呢？说起来，这与当时天理教进攻紫禁城有关。

    嘉庆十八年，在直隶、河南一带流传的天理教纷纷发动起义。当年九月，其中一支天理教徒约两百人，被首领林清派遣混入京城，在几名太监的里应外合下，攻入了戒备森严的紫禁城，最远打到了隆宗门附近。

    不过当时嘉庆皇帝没有在紫禁城，因为在此之前，他正好借打猎的名义，巡幸到了热河承德避暑山庄。

    鞑清的皇帝可不像大明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的皇帝那样? 近乎于被禁足在了京师之中。他们是经常到处乱窜的? 而理由也五花八门。明代文臣常用来限制皇帝出行的借口，如花费巨大、国务积压、侵扰民间等等，鞑清皇帝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

    京城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嘉庆皇帝收到消息时，正在从热河回到京城的路上，听到京城发生巨变? 一时之间慌了神? 也不知道京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 顿时没了主意? 随即向身边的王公大臣询问。

    陪伴嘉庆皇帝前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的王公大臣很多? 绝大多数人都建议暂时驻跸下来? 静待事态下一步的发展再定。只有董诰力请嘉庆皇帝启程回到京城：“是滋乱也，献俘者行至矣！”董诰说到激动处? 竟然涕泪俱下……这表演水平放在后世肯定可以拿个小金人? 高务实说不定都没这么能演。

    那么这时候? 曹振镛在哪呢？

    嘉庆这次巡幸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没有将曹振镛带在身边，曹振镛此时留守于京城，负责处理军政要务。

    不过此公虽然负责处理军政要务，但应变能力恐怕不太靠得住。当一部分天理教徒突然进攻紫禁城时，曹振镛吃惊之余，表现得惊慌失措，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意外的是，嘉庆的皇次子旻宁等一帮皇子皇孙颇为镇定，携带鸟枪、腰刀冲出上书房迎战，为清军的反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避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很快，清军平定了天理教徒的起义，曹振镛这才镇静下来，整个京城随之恢复了安定。

    对于曹振镛和董诰两位朝廷重臣在天理教徒起义中的表现，大家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在不久之后，京城一名无名氏就编撰了一幅对联出来讽刺他们：“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当时，曹振镛任职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董诰由文华殿大学士晋升为太子太师。

    这幅对联在朝野传得沸沸扬扬，最后也传到了曹振镛和董诰两位当事者耳里。有意思的是，这二位可能李春芳附体，或者练就了唾面自干的大神通，都没有生气，反而一半自嘲、一半自辩地说：“此时之庸碌，啼哭，颇不容易。”

    这件事发生后，如果有人见到董诰，当面尊称他为“太师”，董诰一定会笑着推辞，说道：“贱姓不佳。”

    这句话很好理解：《三国演义》里“董太师”的名声实在是烂大街，谁愿意跟他沾亲带故呢？就像“人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道理一样。

    直到董诰病逝后被晋封为太傅，“哭哭啼啼董太师”的说法才逐渐消失。但是，旧的对联消失了，新的段子又出来了。随着董诰、曹振镛先后病逝，京城又传出了一段词牌《一剪梅》，就是前文中出现的那首。

    曹振镛在死后获得了“文正”的谥号，曹浩在死后获得了“文恭”的谥号。不过，由于“文恭”不如“文忠”，因此高务实把原文中的“文恭”改成了“文忠”。

    这一改，就更显得是刻意讥笑“我二人”了——他俩分一分，正好一个“文正”，一个“文忠”嘛，简直是指着鼻子嘲讽。

    申时行怒就怒在，这首词里说到的这些做法，几乎可以逐字逐句扣到他头上，尤其当他和王锡爵都猜测是高务实的手笔之后，有一句话特别刺激他。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这里的“经济”说的是“经世济民”，正是“大臣”所当为，而大臣“从容”有度，本也是申时行的一贯做派，并且经常对身边人说。

    单看这前半句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怀就坏在后面八个字：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申时行这两年经常有意无意地与人说起“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道理，王锡爵虽然未在京师，但他是天下名士，常与人论道于苏州，也时常表达类似的观点。

    如果说他们二人说这样的话只是因为嫉妒高务实的“奇功”，那其实还是有点冤枉的，嫉妒不是没有，但的确并非全部。

    他们二人身为心学派的台柱子，在高务实屡立奇功的时候，当然要对自家派系内部的官员进行劝勉、安慰，以免他们被高务实刺激到，否则无论是嫉妒过甚而胡搅蛮缠，亦或者自愧不如而放弃斗争，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

    内部说一说而已，又不要负什么责任，算得了什么呢？可高务实今日此举却把这一条给摆在了台面上，不仅暗示他们这些事情根本谈不上隐秘，而且还昭告天下了。

    这就好比隐私之处受了伤，本就羞于启齿，现在居然还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亮了出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连申元辅这样的宰相气度都忍不住骂了一句“竖子”，可见被羞辱得有多狠。

    高务实这个举动，粗俗一点说，就好比在太监面前炫耀“老子夜御十女”一样，别说能气死人，简直能把死人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诈尸。

    你不是“莫显奇功”，你是立不了奇功。立奇功这种事，对我来说犹如喝口凉水一般轻松惬意，但对你来说却是难如登天，所以你只能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这不是欺人太甚，什么是欺人太甚？

    王锡爵大概是昨天已经生过气了，此时倒没有暴跳如雷，他等申时行愤怒的鼻息稍稍轻了些，开口道：“元辅忍辱负重，所谋者大，锡爵自是了解的。然此词一旦传唱开来，只怕天下人都要误会了，而尤为可虑者……恐怕我心学一脉的年轻之辈听闻，也不能理解元辅之良苦用心，到时候……”

    到时候就要动摇根基了，这样浅显的言下之意，申时行自然听得出来。他不仅听得出这一层意思，还听得出来另一层意思。

    王锡爵对于自己目前的这种“忍辱负重”是不满的，至少是不同意的，只不过自己毕竟是首辅，而他才新近入阁，不想表现得过于喧宾夺主罢了。

    申时行叹了口气，问道：“那依元驭之见，此番我等只能接招了？”

    “然也！”王锡爵面色沉肃异常：“昨日退一步，今日又退一步，明日再退一步……如此步步后退，退到何时才是个头？我意，惟有争锋相对、寸步不让，方可使高家小儿知我心学有人，不虚他半分。如此，只要此番不使他奸计得逞，来日他再想这般蚕食，便不得不考虑后果、三思而行了。”

    这话本身并非没有道理，申时行也是同意的，他之所以不同意硬碰硬，其所担心的一直都是另一个问题。

    高务实手里的文官势力和心学派相比并不占优，但他还有援手：勋贵和皇上都是站在他那一边的。

    勋贵通常参与不了这些国策问题，倒是可以暂不考虑，但皇帝这个因素却肯定不能忽视，甚至从实际上来说，这个因素还是个决定性因素——只要皇帝坚持，谁都没辙。

    杨廷和当时那么厉害，最终还不是被世宗赶回家养老去了？一旦皇帝不再顾忌颜面，文臣对他就毫无限制能力——尤其是当他手里还有其他文臣可用的时候。

    错非有张璁、桂萼等人，世宗当年倒可能拿杨廷和没办法，但既然有了——也肯定会有——所以皇帝依然一言九鼎。

    如今的朝堂还不是当年那模样呢，实学派一直都扮演着张璁、桂萼的角色，而又远比张璁、桂萼的势力大得多，心学派想学杨廷和，腰杆子还远不如杨廷和硬扎。

    因此，申时行始终担心的就是损失问题。和高务实斗着一场，看似扬眉吐气，双方在朝野士林之间的斗法大概率会是心学派占优。可那又如何？高务实是为了皇帝而发动的这次丁亥京察攻势，一旦他可能面临失败，皇帝恐怕比他自己还更坐不住。

    京察的结果不管是怎样的，其最终决断权都在皇帝手里，难道指望皇上会选择自断一臂？想都不用想。

    所以，就算听了王锡爵的意见，和实学派硬碰一次，最终的结果多半也是心学派吃亏，无非吃大亏还是吃小亏的问题罢了。这对于当前心学派实际上的党魁申时行而言，当然不想看到。

    然而王锡爵的话也有道理，步步后退的确不行了，必须要遏制住高务实如今这般咄咄逼人的势头。否则的话，他现在还没入阁就已经无人可制，过些年入了阁还得了？当年高拱起复时那种阁僚反压首辅的奇景，岂不又要再次出现？

    徘徊踱步犹豫良久，申时行坐回自己的位置上，朝王锡爵问道：“除了此前已有的那些安排之外，元驭还有什么良策教我？”

    王锡爵道：“无甚良策，也无需良策。”他沉声道：“此番我等所为，并不一定会赢，也并不一定要赢，只消寸步不让，让京察陷入巨大争议便算是达成了目的。”

    申时行略有意外，转念一想，看来是自己此前的话改变了王锡爵得看法。他不再坚持非要快速结束京察，以及在京察中压倒高务实，而是调低了期望值，只要展现心学派不肯屈服的态度来就行了。

    王锡爵这个转变，申时行是赞赏的，这也符合他此前所说“为天下正道立一丰碑，树一旗帜，莫要让仁人志士以为心学将没，欲投之而无门矣”的立场。

    “既如此，元驭放手去做吧。”申时行沉沉点头：“皇上那里，我该说的都会说，该做的都会做。”

    王锡爵长出一口浊气，站起身来，长身一揖，不再多言，只是道：“有劳元辅，锡爵去矣。”说罢，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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