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大了，地位高了，一些事就没有那么容易快速做出反应。就如同此次潘晟突然选择站队心学派，实学派的反应就不算太快，直到半个月之后的重阳节，许国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再一次开会。

    中国自古有尊老的传统，不过此时的重阳日还不仅仅是尊老，更有一项传承千年的活动，便是登高。

    在京的实学大佬们则在前几日得了见心斋送来的请帖，请帖都是统一制式的，上书：“九月九日，登高萸觞。香山白玉，静候莅临。”

    “香山白玉”是近年来被好事之人称为“神京新景之最”的一处景致。这地方对外人来说颇为神秘，但对高务实而言就司空见惯了，因为说的就是他位于香山脚下的见心斋白玉楼别院。

    许国许次辅召集实学派在京官员“私下”会晤，最后却选址在了白玉楼，这里头说明了什么事，本身就很引人遐思。

    有些人认为，这是许次辅驾驭不住如此庞大派系的体现，所以才最终不得不求诸于掌握了实学派三位党魁所留“遗产”的高务实。

    有些人则认为，许次辅这样做，其实也是和当初郭朴、张四维一样，不得不依靠高务实手中的“高党嫡系”，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表现出他已经取得了高务实的支持。

    又有一些人认为，取得高务实支持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重阳大会”选定于白玉楼，说明的是高务实已经完成了实学派内部的“篡权”——现在的许次辅其实已经控制不了庞大的实学派，实学派的大权已经转移到了高务实手中，许次辅不过挂名而已。

    甚至还有阴谋论者信誓旦旦的表示，白玉楼“重阳大会”是高务实定下来的，许次辅乃是被迫答应，搞不好这就是一场实学派内部权力斗争爆发的大会，高务实一定会想办法在这次大会中取得实学派的实际控制权，以侍郎之身力压次辅。

    高务实本人也听高陌转述了神京官场的这种种传言，只不过他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力压次辅？

    我为什么要压他？许次辅是我的敌人吗？

    显然不是。

    他是我高某人的师兄，是现在实学派的招牌门脸，我力压他做什么？吃饱了撑的？

    是，许师兄这个人，论个人风格，的确不像前三位实学派首辅那样分明。

    他不像高拱那样锐意进取，凡事只要认定，永远都敢为天下先；他不像郭朴那样仁厚，对皇帝忠心，对同僚诚心，对下属关心；他也不像张四维那样外柔内刚，看似好说话，实际上你忤逆他一下试试？回头就给你好看。

    许国这个人，正是典型的儒家官员。他有理想，但不追求唯我独尊，对于一些简单好办的事，他表现得很热烈。对于一些比较麻烦、很难判定影响的大事，他则有些犹豫，更倾向于暂时妥协，以图后效，避免在他主政时激化冲突。

    具体到这次潘晟事件，许国在听了高务实的分析之后，就倾向于保守——也就是静观其变，暂不应对。

    他的理由是，潘晟以前虽然相对而言略微倾向于实学派，但那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首辅为实学派之人。而且潘晟也只是略微倾向，他至始至终都不算是实学派的人，而是个中立派。

    如今，虽然潘晟倒向了心学派，但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那又如何呢？实学派本身的力量没有受损。

    许国认为，在实学派三位首辅接连当政的时代过去之后，眼下不管大家愿意不愿意，实际上都已经进入了心学派为首辅的新时代。在这个新的大局之下，实学派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确保派系内部的团结，确保整个实学派官员仍能坚定信念，继续以推进改革为目的，而不是陷入党争，忘记了昔日高文正公再三强调的“一切为了做事”。

    然而很可惜，高务实只承认他的想法足够崇高，却不看好这样做的前途。

    高务实一贯认为，派系斗争的本质就是战争，而且是不得不应战的战争。

    派系斗争和他操控和平“演变”土默特、拉拢勋贵放弃“土地财富”而转为“海洋财富”等等事情都完全不同。

    后者都是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因为它们不涉及什么政治理想，涉及的只有利益，或者说利益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所谓的政治理想。

    派系斗争就不同了。实学派也好，心学派也罢，按理说都是儒家，算起来甚至都还批着理学的皮，可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偏偏是不可调和的。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实学的性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实学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

    中国所谓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它既包括有元气实体哲学，道德实践之学，又有经世实学和实测实学，还有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等等。”

    实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高务实以为可以归结为三点，即“崇实黜虚”、“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这三点构成了实学的精神内核。

    儒家文化中的实学精神，其源头还可以再向上追溯，如陆九渊所说：“人无不知爱亲敬兄……此唐虞三代之实学。”从儒家整理、修订的古代经典中，可以看到实学精神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

    如高务实的本经《易经·泰》六四就说：“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泰卦六四的爻辞是说家中本不富裕，但偏要向邻居吹嘘、炫耀，这是一种“失实”的心态，应当引以为戒。

    类似“尚实反虚”的思想，在三代的历史文献中还有许多，当时虽没有实学这样一个词汇，但是日后实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却于此时正在凝聚生成。

    春秋战国是中国的“轴心时代”，传统宗教的瓦解造成了社会上极大的精神空白，致使诸子百家蜂拥而起，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正是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由孔子揭橥的“崇实黜虚”的精神方向，奠定了中国实学文化的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凡是对于不能实证的东西，孔子都给予存疑的回答。面对古代宗教所遗留的庞大遗产，最虚幻的东西的就是彼岸世界了，于是“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但是他强调自己治学的重心在于“知生”、“事人”。因此在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说，精明的统治者虽然尊敬鬼神，但要与鬼神保持距离，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现实的世界中。

    儒家哲学的入世倾向，是“崇实黜虚”精神的必然结果。在探讨现实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孔子所倡导的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求学应当具备客观的态度，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想像替代实际的学习。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学习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将学习当成一种智者的游戏。

    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人的重要区别在于：促使他们进行研究的动力不是形而上的兴趣，而是生逢乱世，救国救民的忧患。所以孔子一向强调“学以致用”。

    例如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学习《诗经》意义重大，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

    但是，学习《诗经》绝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欣赏或消遣。孔子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即使把《诗经》背诵得非常准确，但是授予政权不会行使，派往列国担任使者，在谈判的时候不会对答，那学习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学以致用”，他说：“君子学以致其道。”

    实学精神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种基本倾向，而且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这可以从儒学几千年的发展中得到证明。

    从西汉到东汉，儒生们过度开发了儒学内部外在超越性的思想资源，致使社会上出现了“虚饰浮夸”的学术空气。今文经学离题万里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日趋繁琐的“训诂考据”，都背离了儒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治学旨趣。

    东汉王充一部《论衡》，就是针对社会虚浮弊病发出的战斗檄文，“实”与“虚”可以说是全书出现频度最高的关键词。王充还对社会上所以会产生这样多虚浮之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根子就在于迷信儒家圣贤留下的所谓经典。

    他说：“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务实在检索经史子集文献时，发现最早将“实”与“学”两个概念连用的也是王充。

    他说：“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

    当然这里所使用的“实学”概念与宋明以后学者的用法还有区别，此处的“学”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但是谁都知道，汉语的语法是不严谨的，各种词性可以相互转换，后世的实学就是从这些词汇中发展而来。

    王充偶然用到实学一词，一方面说明当时实学还属于儒学的一种精神倾向，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流派；另一方面王充力辟经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虚妄不实”的错误，也就是在开拓实学。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佛教、道教发展的高峰时期，儒学发展相对停滞。宋明理学要恢复圣王的“道统”，必须重新振奋儒家原有的实学文化，故又一次在思想界掀起了“崇实黜虚”的文化潮流。

    宋初儒生胡瑗首先举起“明体达用”的旗帜，反对社会上“尚声律浮华之词”的不良学风，后来被黄宗羲称为“笃实之学”。

    以后，张载主张“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惟太虚无动摇，故为至实。”他以“太虚即气”的元气本体论思想，反对佛老宗教思想中的空无。

    二程则说：“夫诚者，实而已矣。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他们把万物的规律看成天地间的实理，以此反对佛老超自然、超人间的宗教学说。

    朱熹发挥二程的“实理论”思想，指出：“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虚。”一时间“崇实黜虚”成为宋明思想界的主要话题，“实学”一词频频见诸于当时思想家的著作中。

    当时思想家所反对的“虚”就是佛老，这一点并没有疑义，但是要倡导什么样的“实”，各家的见解并不统一。

    高务实觉得，程朱陆王注重对儒家内在超越精神的发展，注重本体论的研究和心性道德的修养，所以他们的实学可以称为“道德实学”。

    而王安石、李觏、陈亮、叶适、王廷相(注：大家注意一下这位，他对高拱的实学理论和实践影响很大，一般看法都认为高拱就是王廷相经世实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等人则侧重于儒家的事功思想，他们的实学可以称为“经世实学”。

    高务实对于“道德实学”是没有太多好感的，他从穿越以来一直都认为“只有实学可以救大明”，这里的“实学”其实指的就是“经世实学”，也就是高拱传承自王廷相的实学。

    可是，“经世实学”怎么就和陆王心学严重对立，以至于高务实认为这个矛盾不可调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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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这一章讲实学尤其是经世实学的本质，可能又要被认为我水字数了，但我今天动笔前想了足足一个小时，还是认为这一章非有不可。

    本书的核心，从始至终就不是装逼打脸之类的事，这一点诸位能看到今天的读者应该都可以感觉出来。“经世实学改革”才是本书剧情推动的根本内核，因此我必须找一个节点把实学精神说明白，把它与晚明时期的陆王心学“道统之争”的根由说明白，否则全书的所有内容就都成了空中楼阁——书中这些人为什么要争？

    因此，不仅这一章，连带下一章我也还要把陆王心学的相关问题讲一讲，然后双方对比一下，解释一下高务实的做法根源。不过整个“水字数”的篇幅就是今、明两章，后续我就不会集中讲述了。

    对于“不爱看理论”的朋友，今天这章我忘了提前说明，非常抱歉，但明天的一章您可以不订阅，直接跳到后天的实学派高层会晤，对于“直接剧情”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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