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驾一行按照预订计划，一路顺利经由临清抵达兖州。兖州境内虽然也有相关经济民生之事需要高务实向皇帝介绍，并通过实地见闻说服皇帝支持内阁的改革举措，不过这一次情况不同，其他所有事务都必须让位于另一件事――曲阜祭孔。
    兖州府治滋阳县紧临曲阜县，两地相距只有区区五十里，由于封禅泰山之前要先去曲阜祭拜至圣先师孔子，因此兖州反而成了添头，变得可有可无起来。圣驾一行只在兖州府呆了一个上午――确切的说只有两个时辰，皇帝赐宴了一番之后便立刻启程往曲阜去了。
    这次随行的官员就更多了，除了以高务实为首的朝廷大员和从京师一路伴驾而来的勋贵之外，山东官员又形成了一个大队伍并入其间。
    高务实本来已经够累了，就打算趁还有一段路要走，便在马车中稍微眯一眯，谁料还没上车呢，陈矩就跑来说皇上召见。高务实无法，只好又去贴身伴驾。
    说实话，他也知道自己天天被皇帝召到御驾上同乘让很多人眼红，但是没办法，皇帝要召他过去他也没法抗旨不是？更何况每天都有正事不说，皇帝这一路还因为礼仪原因只能吃斋，搞得他也只能陪着吃斋，现在都有点怀疑自己要营养不良了。
    这恩宠啊……有时候太大了也未必都是好事。
    他本以为皇帝今天召他来估计还是问一问兖州一地是否也有一些民生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此他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足以保持一个完美的宰相形象。熟料皇帝一见他就很严肃地问道：“日新，朕方才见了山东巡抚黄克缵，召对间忽然想起一件大事来，不知此事礼部之前可有预案。”
    高务实问道：“未知皇上所言何事？”
    “自朕皇祖父嘉靖时起，皇帝便不亲祭孔子，你可知其中缘故？”朱翊钧面色沉肃，盯着高务实发问道。
    他这一问，高务实立刻就知道皇帝为何召他前来了。这件事正如朱翊钧所言，得从嘉靖说起。具体而言，要从嘉靖九年，朱厚颁布了《圣谕碑》说起。
    这个《圣谕碑》讲的主要是取消孔子“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封号，并改称“至圣先师”的事情。
    这次改称，很显然是想取消孔子“王”的封号。问题是朱厚为何想要取消这个封号，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诶，那就又要说到嘉靖朝必说不可的“大礼议”了。
    “大礼议”说白了，争的是朱厚他爹是谁的问题。
    啊？爹是谁还用争？天下谁的爹也就一个啊，这不是生下来就无法改变的吗？本来是这样，可是掺入到政治里，这件事情就复杂了。
    朱厚当上皇帝，不是靠父死子继，而是兄终弟及，而且还不是从自己的亲哥哥那儿继承，而是堂兄那儿。武宗没有子嗣，甚至连个亲兄弟都没有，只能继承给他这个堂弟了。
    可是在宗法观念盛行，非常看重血缘关系的时代，这件事到这儿还没完。
    当时，杨廷和等人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出发，认定《祖训》中“兄终弟及”仅是指同父兄弟间的帝位继承关系，而朱厚只是武宗的堂弟，继承起来有点不合礼法。
    那他们是不让朱厚当皇帝吗？那也不是，他们只是觉得，为了合于礼法，需要做一件事情来让整件事的行事逻辑可以闭环自洽，那就是让嘉靖认武宗的爹――也就是嘉靖的伯父当爹，而把自己的亲爹兴献王反而认成自己的叔父。这样一来，朱厚就是明正言顺的“兄终弟及”了。
    什么玩意儿？老子都当皇帝了，还必须认别人当爹？放你娘的螺旋屁！
    少年天子朱厚一万个不答应，坚决不肯退让，而杨廷和等朝臣却觉得这么做是为天下定法统，也不肯退让。于是这两拨人，就着这个问题一争就是十几年。
    朱厚作为皇帝，有些事不便亲自下场，当然也就需要有自己的亲信，于是他就这这件事发掘出了一个人才，那就是张璁。张璁为了维护朱厚和他爹的父子关系，那真是想破了脑壳，才终于找到了另外一条解释的路线。
    他把《祖训》中的“兄终弟及”解释成不只是亲兄弟，而是按照血缘关系，把宗亲五服按照亲疏远近依次列开，从父子数到亲兄弟，从亲兄弟越数越远，就能数到堂兄弟了，那这堂兄弟自然也在继承之列，所以这种继承方式也是完全合法的。
    当然这么说不够文雅上档次，且来看张璁是怎么解释的：
    “孝宗兄也，兴献王弟也，献王在，则献王天子矣。有献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谓‘伦序当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
    这里的意思是：孝宗和朱厚的爹兴献王是亲兄弟，没毛病吧？那么如果朱厚照死后，朱厚他爹兴献王还在，由于兴献王是孝宗的亲弟弟，所以那肯定得是皇上，也没毛病吧？
    可是现在朱厚他爹也不在啊，那怎么办？那就只能让兴献王的亲儿子朱厚，去继承他爹这个“本来应该有”的皇位了。
    你看，这逻辑就通了，而且也不必让侄儿强行认伯父当爹，强行把亲爹改叫叔父了不是？
    绝了啊！通过一个“本来应该有”的皇位，硬是解释出了朱厚想要的答案。
    张璁通过对《祖训》的解读，维持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并以诏书的方式，确定了这次论争的判定结果。
    不过结果虽然出来了，但此事并未完全平息，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所持的主张依然在朝廷中绵延不绝，很有社会基础。
    尤其像杨廷和之子杨慎那类人，在在野文人心中的地位非常高，言行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他被贬谪之后，不仅没有遭到批评，名声反而大震，文章更是随写随刊，影响力决不容小觑。
    面对这群喋喋不休的文人，朱厚当然会想，需要找个办法一举封住这些文人们的嘴，使此事盖棺定论。
    于是朱厚想起了一个人――孔子。由此，便出现了上文中提到的那一幕：朱厚想要改“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取消孔子“王”的封号。
    其实“王”的封号，孔子一开始也是没有的，虽说汉朝的时候，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奉为正统。可是孔子的爵号毕竟是“士”，将“士”封之为“王”，的确有些夸张了。那个时代的人还是觉得，正常对待孔子的身份而尊崇他的学说，才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
    可是到了唐朝时，这个情况就改变了。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这高帽子一戴上，想摘掉可就难了。自那以后，尊崇儒家的文人官员们便更将孔子神化，奉为心中的至圣。
    所以，朱厚颁布圣谕碑，夺了孔子的“王”位，岂不就是在打他们这些文人的“偶像”的脸吗？
    因此这个圣谕碑刚颁布出来就引起朝中王汝梅等大臣的反对。对此，嘉靖皇帝认为群臣是在责备他不遵守历代圣祖留下来的规矩，不应取消孔子“王”的称号，向他兴师问罪。
    嘉靖十分生气，大骂群臣是为个人私情，假借此事向上要向皇帝施压，向下要向老百姓显示读书人的地位，表面上是尊孔，实则是尊他们自己。
    嘉靖这么说冤枉文人文官们了吗？倒也没有冤枉，因为抬高孔圣人，确实对这些文人们有许多虽然看不到，却一定享受得到的好处。
    其实从秦始皇开始，各朝各代的皇帝们都在想方设法加强君主专制，抬升他们的皇权。这一趋势蔓延到明朝，朱元璋便做得更是彻底――废除丞相就是皇帝大权独揽的象征嘛。
    可是制约皇上的，从来不只是宰相这个职务或者制度这么简单，而是一整个文官群体。明朝时皇帝和文官们的斗法是一直没消停过的，甚至为了抑制这些文官，本来被朱元璋严禁干政的宦官集团又被捧上了台面。
    当然，捧宦官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武臣勋贵集团因为土木堡之变及后来的诸如夺门之变等一系列事变，实力越来越弱，已经不足以供皇帝利用起来平衡文官集团了。这个本书前文有说，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对于文官群体来说，儒家思想可谓是他们制约皇权最好的利器。
    大明的统治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是用儒家思想来解释的。因此皇帝一做什么事，这些文官们动辄就拿儒家思想这么个“政治正确”来指摘他，搞得除了朱元璋、朱棣父子之外，后来明朝许多皇帝们都像戴了个紧箍咒一样，但凡不想留下历史骂名，就只能整天如履薄冰――当然，武宗那种不问身后名的除外。大明皇帝只要豁出去了不要脸，那着实无人可制。
    总之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关于孔子的身份地位，朱厚会和文臣们争得这么激烈了。
    不过最终这场斗争还是以朱厚的胜利告终。不仅如此，张璁在推行孔子祀典的相关措施中，还另建启圣祠供奉叔梁纥、曾皙等诸为父者，以巩固“父子人伦”。
    先前，孔庙中的位次是孔子居中，四配立于孔子左右，十哲等序列于堂。他们的父亲从祀于两庑，处于从属地位。
    现在不同了，嘉靖与张璁君臣表示：父子乃人伦之大本。既然如此，孔庙作为宣扬教化之处，父子伦序关系若是错乱无序、有违伦常的，对教养百姓起到的必定是负面效应，因此必须予以更正。
    到最后，这项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提升了“父”的地位，纠正了“错误”的伦序关系。如此，便为大礼议之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朱厚和他爹的父子关系，便得以巩固。
    那好，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以上这些和皇帝不亲祭孔子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明朝从太祖皇帝朱元璋开始，在祭孔大典的时候都是要向孔子的神位下跪行礼，后来的皇帝也都遵循这一礼制。
    在“大礼议”中获胜的嘉靖帝对于“礼”已经有些魔怔了，或者说他对于“皇权至高无上”的坚持已经魔怔了。这就让他对于任何有损皇帝权威的事情都极其敏感和必然反对，当他得知他要在祭孔大典的时候向孔子神位下跪，这事就变得非常棘手了。
    嘉靖一开始想得还没那么复杂，他认为自己是皇帝，而孔子是大成至圣文宣王。让皇帝向一个王下跪，这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但是，嘉靖自己不方便就此事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毕竟在他之前的明朝皇帝都承认了孔子的地位，也对孔子下跪。
    此时，张璁……对，还是张璁，他很快就察觉到了皇帝内心的不满，于是率先向皇帝上奏指出，说孔子作为所有读书人的老师，应当突出其为人师表的地位，而不该是作为一个“王”。同时，皇帝贵为天子，也不该向除了天地和祖宗以外的任何人和事下跪。
    嘉靖当时正为祭孔大典的临近感到头疼，看到张璁的上奏自然是喜上眉梢，立即就予以批准。自此，孔子的封号由“大成至圣文宣王”改成了“至圣先师”。
    而在祭孔的礼制方面，刚才已经说过，也做了许多改动。其中有一条很关键：皇帝本人无需亲自参与祭孔大典，而是派出勋贵、重臣代祭，这样就成功避开了到底跪还是不跪的问题。
    现在朱翊钧提出这件事，显然是忽然发现了其中的政治隐患：无论嘉靖当年出于何种目的将孔子的“王”去掉，只留下“至圣先师”之名，之后更是不肯亲自拜孔。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皇帝可以不亲祭孔子，意味着皇权的进一步巩固，完全凌驾于文官集团所倚仗的儒家思想之上，成为“礼”的绝对主宰。
    而现在，礼部所制定的计划之中，皇帝要亲赴曲阜拜祭孔子。那么朱翊钧当然要问一问了――你们文官集团莫不是想利用朕来为大礼议的余波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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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前几天姨父脑瘤开颅手术不太成功，目前已经进入临终关怀状态。医院已经再三劝说，相关家属已经同意明天拔管……所以接下去几天的更新不敢保证稳定，事先给各位读者说明一下情况，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