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这门技术的诀窍，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625年末，斐真议会决定在约顿海姆殖民地开征的“印花税”，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听最少鹅叫”特点的税种。
“印花税”的设计者可谓独具匠心。他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需要频繁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税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且人们普遍抱持一种观念，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也不会太反感交纳印花税。
“印花税”在斐真本土已经实施多年，是一种高效的“直接税”，要求很多印刷品必须使用带“印花”的纸，这种纸由获得斐真政府特许的专卖商提供。
625年月下旬，斐真议会决定将这一在本土行之有效的税种推广到新大陆的殖民地，先在约顿海姆试行一段时间，至于新购得的两块殖民地，米德加德和亚尔夫海姆，等将来完成行政和军事方面的整合以后，也要推行《殖民地印花税法案》。
这份新出台的法案规定，殖民地所有官方文件、资格凭证和新闻报刊等公开发行的印刷品，比如律师和医生的从业证书，特许经营权凭证，银行票据和保险单据，合同、股票、证券和商业借贷票据，进出口提货单，法律文件，报纸，小册子，书籍，甚至纸牌，每页纸都要盖上政府的“印花”。
当然，为了印上“花”就得向政府纳税，金额也不高，每页文件仅仅一个铜币；伪造“印花”却是五年起步的重罪！
由于“印花税”所征数额不大，分配也很均匀，再加上政府印章为文件和出版物赋予的合法地位，看起来非常公平合理，斐真议会几乎没有辩论就全票通过了这份议案。
然而事态的后续演变，却大大出乎“印花税”制定者们意料。
殖民地的“鹅”们对征税这件事特别敏感，无论简单粗暴的“糖税”，还是更为温和低调的“印花税”，只要试图在他们身上“拔毛”，最终都会引发激烈的反抗。
这一波抵制“印花税”的抗议浪潮，甚至比之前抵制“糖税”更猛烈！
“糖税”主要影响了进口商的利益，“印花税”却波及殖民地的各个阶层，尤其激怒了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群体，包括记者、律师、教士、商人和银行家，他们迅速联合起来，成立了抵制印花税的同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税运动。
这一次约顿海姆人已不再是单纯地抵制“印花税”，正如一份政论小册子指出的那样：
“‘印花税’是一个危险的征兆，是暴政的缩影！”
“昨天是‘糖税’，今天是‘印花税’，天知道明天又要开征什么税，长此以往，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如果‘印花税’不被废止，斐真议会就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今后必将变本加厉，为所欲为！”
“如果我们今天不敢大声疾呼，积极抵制‘印花税’，等到将来被套上绞索的时候，恐怕就来不及发出抗议的声音！”
……
这类危言耸听的宣传，成功激起约顿海姆人乃至米德加德人和亚尔夫海姆人内心最深的恐惧，殖民者们仿佛看到一双罪恶的黑手正朝自己伸来，要扼住他们的咽喉，让他们无法呼吸。
人们普遍认为，斐真议会连连对殖民地下手，说明他们已经开始废弃以前对殖民地采取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严加管教”，对于自由散漫惯了的殖民者来说，这简直形同世界末日！
在传单和小册子的煽动下，抗税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先是示威游行，后来很自然地演变成了打砸抢，甚至连当地的海关和税务局也受到冲击，暴徒们砸玻璃，毁桌椅，烧房子，殴打税务官吏，搞得一片狼籍。
在新一波抗税运动的中心，约顿海姆殖民地首府新阿瓦隆，当然少不了搞事专业户“自由之子”们活跃的身影。
“自由之子协会”的精神领袖约瑟夫·亚当斯，早在622年初就预见到新阿瓦隆这座北方城市将会成为新大陆独立运动的主要舞台，故而移居此地，发展势力。
经过三年多的苦心经营，“自由之子协会”已经在约顿海姆扎稳根基，仅在首府新阿瓦隆，就有不下两千名正式会员，相当于每百人当中就有一个“自由之子”，势力触角渗透到殖民地各个阶层，上至贵族名流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黑帮匪徒，都有“自由之子”的眼线。
从印花税法案颁布的当月开始，大群“自由之子”响应组织号召，或乘车或骑马，从米德加德乃至更遥远的亚尔夫海姆赶赴约顿海姆，帮当地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们出谋划策，发起针对税务工作者的暴力袭击。
凭借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暴动经验，来自南方的“自由之子协会”的精英骨干，很快就取得了约顿海姆抗税运动的领导权。
除了延续传统艺能，在税吏们身上涂满焦油，粘上羽毛，然后把绳索套在他们脖子上，拉出去游街示众，“自由之子”们还大胆创新，变着花样开发出许多旨在羞辱折磨受害者的私刑。
比如扎一只稻草人，给它穿上衣裤，背后写上某位收税官的名字，先吊在树上鞭打，过后放火烧掉——这类赤裸裸的威胁足以吓得当事人做噩梦！
比如给某位“保王党”人士的爱犬下毒，将猎犬头颅斩下，塞进包裹寄给主人，当对方拆开包裹，看到爱犬血淋淋的头颅，如果还能坚持着不被吓昏，就会发现包裹中附带的那封恐吓信。
“xx先生，喜欢这件小礼物吗？”
“我们知道您有两个可爱的儿子，还有三个漂亮女儿，如果您还不肯放聪明点儿，偏要跟人民做对，不妨猜猜看，下一个被装进包裹寄给您的将会是谁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