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07年1月21日）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起伏的物体。
这是我经常想到的一个理论。
在我从孤独中寂寞中走出，身边重新聚集起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类似于人间的热闹之后，在这些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越来越少热闹散开之后，我本来已经不再盼望着什么了。
可是后来的事实却再而三地告诉我，那些散开是为了新的聚集，也许不是为了更多的人，但却是为了某种热闹。而更多人的散开应该就是为了这种新的聚集铺路的。
那是一种心的热闹，记忆的热闹。
这一天跟平时绝大多数的日子一样，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吃完午餐后特意到第三研究室的食堂去张望了一番。我没有看到娜拉。
可是云吴却用吓我一跳的声音说：小朋友，侬寻吾是伐？
我回过头去，有些失望地不走心地说：对了，我找的就是你。
他说：我今天也没有看见她。她好象都没有进过实验室。
他说的她当然是娜拉了。他倒也直率。
其实我看得出来，他虽然还是喜欢跟我和娜拉走在一起，无论是去海边，住宅区，生活区，或者偶尔地去酒吧街喝一喝聊一聊，他都还是会高兴地参与，但很明显的，他终于也意识到娜拉对他之没有兴趣了。从他主动地走到我的另一侧或者坐在我旁边的、跟娜拉隔着一个位置的位置可以看出来，他真的是想通了，想通了那不是他的菜，应该说他不是她的菜。
我们都成了普通朋友。
于是，我跟云吴走了出来。我们走到海边，一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本来这种无言的散步应该自觉地散开的，可是我说我到那里再走走，他说，好的。我说的是生活区那里。可是他好象觉得这是我对他的邀请。
于是我们就继续着这种无言的散步，无言地走进了商业街。我没有努力去找话。他显然也不想刻意去说些什么。
所以他说的话又吓了我一跳。
我必须说，云吴这个人说话的音调属于没有微调的那种，忽然就会把音量开到最大，在完全不需要大音量的时候。所以即使他不是在一个人的身后说话，也会让这个人惊吓。这是他的本事。
他说：那不是她吗？
他又说：那是谁呢？
那个她已经在看着我们了，她还在向我们招手。
也许这是云吴开足音量的一个好处。也许她是听见了抬起头来。
她当然就是娜拉。
坐在她对面即背对着我们的一个女子也转过了身来看着我们。
她们坐在大超市门外。这里常年放着几张小桌子，一些椅子，是让从超市出来的人可以在这里坐下来喝一点吃一点在超市里买的吃的喝的东西的地方。
我们说：哈罗。我和云吴都这么说。
那女子站了起来，转过身来说，哈罗。
这个女子当然是我们都见过的。而且她是我们见过的这里的女子中很难被人忘记的一位。因为，她个子很高。这么说吧，跟变成南美足球运动员形象的我已经相当不低的身高相比，她比我还高出大半个脑袋。但我注意过，她通常跟这里其它人一样，穿的是平跟的鞋子。
虽然她引人注目，可是我从来没有跟她讲过话。而她也是这里女子里的一个特例。这么说吧，她从来不对很招此地女孩子待见的南美足球运动员长相的本人假以颜色。
我也从来没有去关注过她。
因为她除了个子特别高以外，再就是她是个典型的北欧人的长相，浅色的头发，连眉毛也是浅色的，浅黄色，近于白色。她的眼睛是绿色的。
我忽然想起后巷小酒吧从我肩膀上脖子旁几乎是飞过去的那只考拉，那蹲在地面看着我的眼神。
真的有点象。
这是我跟她第一次面对面，我是说，近距离的面对面。
我又说了一遍哈罗。我没觉得自己多说了一遍。二比一地多说了一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了。是因为我的嗅觉。一种间接的嗅觉。一种深层次的。
娜拉说：今天我上午不舒服，睡了一上午，然后就想到超市里买点东西吃。就在那个拐角碰到了珊德拉。对了，介绍一下，她叫珊德拉，他叫波历，他叫曼努埃尔。
我把差点要说出口的第三遍的哈罗咽了回去，刚想着应该说点别的什么，娜拉又继续了下去。她说：你知道吗？她在那个街角那里，就是那里那个小巷口上，在跟一只猫讲话。
这回是云吴也就是娜拉刚才介绍的曼努埃尔发言了，他这个无微调的声音却是很低，低到了完全象是自言自语象是故意不让别人听到的地步。
他说的是：这里跟猫啊狗的甚至跟白鼠讲话的人勿要太多噢。
这回接话的不是我也不是娜拉，却是这个刚被介绍过的珊德拉。她说：你会讲汉语，会刚申城咸话？
这回是这个高大的北欧女子吓着我了。
因为她说的这两句话，前面一句是用汉语说的，后面一句是用申城方言说的。
她会说汉语已经够让人惊吓了，她竟然还会说申城话，而且说得那么纯粹。
我忽然几乎失语了。也就是说，我几乎失去语言功能。我甚至失去了反应能力。按理说，我经常有一种弹簧般的反应能力，我本来会在她或者任何其他的人的话音还没有落地的时候就说什么的。
可是我没有。
娜拉说：我跟珊德拉认识，就是因为她跟猫讲的是申城话。我虽然不太懂申城话，可是我听得出来那是申城话。
恢复语言能力后，我的第一句话却显然是偏离主题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偏离主题，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话。
我说的是：那是一只什么样的猫？
她们和他都诧异地看着我。
我发现自己的语病了。我解释似地加了一个问题：那只猫是绿眼睛的吗？
我终于在最后的瞬间把“也是绿眼睛的吗”里面那个“也”字咽了回去。
可是她们和他似乎都没有听懂。我说的是汉语，连娜拉也懂的。
可是，珊德拉回答了：是的。
我说：你能把头低下来一点吗？
我知道，我这句话是用颤音说出来的。
她可以拒绝的。因为我的要求确实有点莫名其妙。
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就把她浅色近于白色的头发和眉毛的脑袋低了下来，到了她的眼睛跟我的眼睛处在一条水平线上的程度。她眼睛里的绿色象焰火一样地在我的眼睛里炸开。
我往后跳了一步。不是说她的绿色的眼睛有多么可怕。恰恰相反。这个战略性的后退，是因为我太激动了，激动到我不得不竭力地克制住一把抱住她的冲动。冲动是魔鬼。我在跳出去后还有时间想到这句名言。
我说话保持着颤音，而且这音颤得已经没有形状了。
我颤出来的话是：若雪。汪若雪！
是的，没错。我让她低下头来，就是为了近距离地发挥我特异的嗅觉。我这是要证明一件事。一件自从我重新见到云吴教授之后一直在想的事情。
重新见到云吴后，我已经想出了个道理，一个原理，那就是，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被覆盖的气味，一种之前的味道。在云吴并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我其实已经做过无数次试验，我在比较靠近他的地方运用了我的潜质嗅觉，也就是说，我已经学会了排除表面嗅觉去闻出那种第二层气味的本事。
她的跌坐下去有点汉语成语里说的那种推金山倒玉柱的意思。原因当然是她的高大。虽然她只是跌回到她原先的椅子里去，但小桌子上的东西已经被她碰得乱七八糟，一个纸杯连同里面的饮料倒在桌子上，另一个空空的纸杯滚到了地上。
她重新站起来后，第一句话是：你怎么知道的？侬是啥宁？
仍然是第一句是汉语，第二句是申城方言。
貌似回答她的话的是云吴：你说汪若雪？她是汪若雪？你是汪若雪？
他的第一句话说得极轻，第二句话把音量调到了最大，第三句话又变得极轻，极得象是自言自语。显然，他自己也被他的第二句音量太大的话吓到了。以致他在说第三句极轻的话的同时还四外环顾了一圈。
这时，这条商业街上，居然空空荡荡的，只有四个人，即我们四个人。
说实在的，我也不敢相信。最大的不敢相信是，她不仅相貌变了，变得非常极端，几乎是原来的汪若雪的反面，而且，更不敢相信的是，我竟然会比坐着的她只高半个头，我说的是在她站起来的情况下，变成比我几乎高出一个头，达到了西方女子篮球运动员里差不多最多的身高。
我说：我是章程，文章的章，程度的程，公司章程的章程。
她说：章程？不可能吧。
我说：我也觉得不可能。可是这是真的。你觉得你自己现在的样子是可能的吗？
她说：我就是变得特别高了，而且头发变白了，身体颜色也变白了。
我说：你拿我的眼睛当你的镜子，照一下你自己看。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发现，在这里，只有人的眼睛还有一种镜子功能，虽然那是一种歪曲了的功能。
她的绿眼睛真的对着我的眼睛了。她的绿眼睛重新在我的眼睛里炸开焰火。
然后，我都没有想到，她竟然一把抱住了我。
我是说，她已经重新站了起来。
她抱住我的时候，我必须把脑袋偏到一边去。否则我担心会被她巨大的胸脯捂死。
从她响亮地跳动着的心脏那里摆脱出来后，我问她：你相信我是章程了？
本来我已经在想讲哪一件她和我都知道的事情来向她证明我是章程了。可是她忽然就相信了。这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她的脸红了。她是脸红了以后才说话的：我认识你的眼睛。你的眼神。你知道的。我经常看你的眼睛的。
我几乎要产生男生对女生的那种激动了。尽管她的相貌和身高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种激动。可是当我想到她认出我是她当初对我的一片真情时，我真的有些激动。
好象为了岔开自己的情绪，我对娜拉说：她原来的名字是汪若雪，是我在申城时一个研究所的同事。
云吴说：也是我的同事。
他对汪若雪说：我是云吴。
汪若雪只说了一句“噢”。好象眼前这另一个人，一个长相跟汉人同样毫无瓜葛的人是否真的是云吴，是否真的是汉人，跟她没有一毛钱关系。
汪若雪！这天晚上，躺在床上后，我才在想：太神奇了，我终于找到了第二个人，第二个来自汉华的同事。可是，这个变化也太大了。
那么，第一，我又开始分析归纳了，接下来我一定还会找到其他同事；第二，我要放宽范围了，即使非常极端的对象，身高也好，肤色也罢，甚至气味截然不同，我有机会都要去试试。
第三，绿色的眼睛。这里面好象也有玄机。那天，在我认识科雷这个黑人老头的那个晚上，在那条后来再也找不到的小小巷的小酒吧里，那只擦着我的脖子飞过去然后对我瞪着绿眼睛的猫。那绿色的眼睛，怎么就那么象呢？难道，那是一种预示？
这有点匪夷所思，让人毛骨悚然。
可是，在这个所谓的细胞滩上，发生什么又会是不正常不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