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万新兵蛋子，虽然未经过战火洗礼，但经过他们的一系列训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农民或者流民了。他们学会了基础的军事技能，并且在诸葛亮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对现今局势的大致讲解下，他们对匡扶汉室的决心和对未来的希望已然心中生根发芽。
    不要讲底层人民当傻子，可能他们听不懂高深的词汇，或者也没有远大的抱负，但他们知道谁对他们好，干什么可以吃饱饭，跟着谁能过上好日子还是分得清的。
    在200年12月。
    陈珪坐上襄平城主的位置，他并没有急于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他心中明清着，像下邳那样改革是不可行的，这一定让给那些帮助他倒台公孙度的地主豪强们的反抗与起义，卸磨杀驴是过不长久的，这需要时机，需要策略，更需要人心。
    陈珪首先做的是稳定局势，安抚民心，让百姓们看到新政局带来的希望,同时给那些地主豪强画一个更大的饼。
    首先他直接免除辽东两年内的所有赋税苛税杂税，陈珪觉得以目前徐州的粮草产量，同时养活徐州和辽东都绰绰有余，何况只有一个襄平城呢？
    而对于那群贪婪的地主老爷们，陈珪的千层套路就还在等着他们！
    阶级的变化是要循序渐进的，就像一个乞丐不可能一步从狮子呲牙狗刨坑的非洲走到迪拜去要饭的，也不可能从一个乞丐直接变成皇帝，就算有这个可能，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这时候就要用到两个心理学效应了，阿伦森效应与破窗效应。
    阿伦森效应是以人的贪婪为基础，奖励越差就越消极，越来越好则越积极，就如普通人无故从三千月薪被提薪月入八千就会来一段吕布拜义父的戏码，但富豪破产只剩下银行卡冰冷的几百万就会急的要跳楼。
    而更有趣的是，如果你这时候给富豪一百万，他还是想要跳楼，并表示不够，而如果给普通人降薪一千，他就会再给你来一段吕布“匡扶汉室”的把戏。
    简单的来说，这些效应的利用就是打一棒子给个甜枣，一步一步试探底线，然后及时刹车。
    毕竟在大部分人看来，现在都这么差了，也不可能更差了吧！
    而且这些权贵也不相信远渡而来与他们同流合污的陈珪会背叛自身的阶级。
    毕竟上一个背叛的商姓男子已经被五马分尸了。
    但猝不及防就像大姨妈，说来就来。
    于节气大雪的前三日，关羽、张辽在陈珪的示意下，两万兵马分为一百支小队，闯入了城内的各个权贵家中，胁迫他们签下了一笔契约，逼迫他们把自己的土地交出，私兵解散入工或是并入襄平的军营中。
    襄平城的豪强地主总数量也不过千家，但这可是汉末时期，是有圈养私兵的能力的，因此他们肯定是不干的，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几万人马还能怕陈珪？几万人还打不过这基本是凑出来的一万小卡拉米？因此，大部分家族都选择了反抗。
    但反抗有用？而且事实证明是真打不过，一百士兵包围数百平米的府邸，一千或是数百家兵对着少了他们几倍的襄平正规兵冲锋，结果一个照面下去，三枪全给撂倒了。
    剩余的家兵听着上膛的咔嚓声和自己脚底下还有余温的昔日同伴，当场表示自己的梦想就是匡扶汉室！
    打？打个屁啊，麻溜的六分投得了，一个月才几个钱，犯不着卖命，天知道他们手里头这把枪还能打多少发子弹。
    这样的情景发生在每个被包围的权贵府邸。
    但也有被培养的死士不要命的为他们的主子开路。
    结果也是两枪放倒，连带着他们的主子一起归西，让他们在黄泉路上有个伴。
    血腥镇压自然是不可取的，毕竟这不像是徐州当时的情况，是拉一批打一批，而且当时诸葛亮的准备是十分充足的。
    因此陈珪也是照猫画虎，拉拢了一批摸清了底细、“主动投诚”的豪强，比如阳仪与柳毅。
    至于地主？地主不杀了他怎么把土地充公？
    总之在这几日里，惨叫与哀嚎于城内绵绵不绝，襄平城内人人自危。
    清洗结束后，襄平城内936家豪强地主被杀的只剩下500来家。
    可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家只是代表一家，而一家豪强地主的家族人数与他们的私兵、家丁一起算的话，这次清洗大概杀了近四千余人。
    而且这还算不上暴政，在斩首实行前，带头的军官会念完手里的罪证书，再送他们体面的上路。
    天知道为什么陈珪会有这群权贵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刑情报的？
    清晨，以柳毅阳仪带头的豪强们进入官府，并表示他们忠心大大滴有，有什么要求陈珪尽管提，他们一定执行，这几日里像阳仪一样夜不能寐，深怕哪天夜里府邸大门被敲响的人可太多了。
    陈珪并在当日于城中发布了五条政令。
    一、宣告活字打印。
    二、宣传免费教育、免除税收。
    三、土地改革、土地国有化、摊丁入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四、政令透明公开化、建议信访制。
    五、企业制度。
    如果说在之前那些没反应过来的豪强地主还有一丝丝用人肉挡住火绳枪的可能，那现在这闪电五连鞭抽下来，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正如导员一句话所说，人民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的舞台是属于人民的。
    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效率在于民众，一个国家的行动力与政治稳固性是可以从民众动员率上出发的，甚至封建中央集权是否有所提升也能从动员率出发。
    现在，如果说在公孙度手下的襄平城只有51%的行政效率，那现在发布了这五条政令后的几十年甚至百年内，襄平城的动员率都能达到80%甚至95%。
    虽说这也是理想状态下，人终究是会安于现状指责上层的不作为，又或者上层终究会出现腐朽这种问题影响动员率。
    不过这些都不是现在所需要去管的，就像当初大魔导师刘秀选择与世家共天下自然也是因为时局的原因，而且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去看几百年后的事。
    秦朝尚且二世而亡，刘秀和刘彻如果死后得知中山最后一脉的皇室的昭烈，除了给予这位奔波大半生的皇叔一个拥抱外，也只会感慨时运不济吧。
    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看来十分先进，甚至可以说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步子迈的太大扯到蛋了，变法改革结果革了自己的职。
    可现在仅仅是作用于一个襄平城，陈珪有把握掌控住。
    在这些政令发布后，就算陈珪“被迫”向那些豪强低头，‘含泪’要撤回，民众也不会允许的，只要那群蛀虫敢造反，甚至把陈珪关进牢中，民众也会当场给这群豪强表演一波什么叫做苍天已死，刘备当立，岁在今日，汉室大吉的动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