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所谓“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大意就是要坚持，而且这个坚持还分步骤。先庚三日，侧重谋划，后庚三日，侧重执行。
    刚开始谋划的时候可能不太顺利，等谋划好了，坚持贯彻执行下去，就会收到好的结果。这就是无初有终。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苦心谋划下，满清统一女真、征服朝鲜、建立三院六部制，迅速将部落制的女真推进到封建制社会。
    满清早期的权位更替仍保留着部落制的遗风。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由众贝勒旗主推举上位。现在皇太极死了，他的继任者同样也要由贝勒旗主们推举继位。
    努尔哈赤的子孙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他们依然保持最基本的克制。
    无论是多尔衮、豪格，还是代善、多铎，他们争夺权力的前提，是确保帝国稳固，不让其分崩离析。
    在多尔衮和豪格两个最强大的人谁也不服谁的时候，他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拥立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登基，而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摄政。
    豪格的势力太强大，而且福临的哥哥，他显然不能摄政，否则可能会倒反天罡，而且多尔衮一系也绝对不会同意。济尔哈朗是豪格的支持者，他担任首席摄政，便成为大家的共同选择。多尔衮任第二摄政，则稳住了多尔衮的支持者。
    豪格彻底失去了继承皇位的机会。但以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或许是最恰当的选择。
    年仅六岁的福临是庄妃的儿子，他能在众多强者之中脱颖而出，顺利登基为帝，首先要归功于其母的多方斡旋。为此，还引发了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的故事。
    关于此事之真伪，后世众说纷纭，如今已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
    多尔衮曾自称皇父摄政王，并在皇宫内院居住。如果孝庄太后没有下嫁，此事便是大逆不道。而据朝鲜史料记载，顺治帝在派遣使臣赴朝时，也曾在国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也有历史学家煞有其事的考证，说太后下嫁之说不可信。他们的论证当然很有道理，但在我个人看来，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以皇帝、太后之尊都未能压下舆论，这事就先有了五分真。
    无论太后是否下嫁，福临终究登基为帝了，年号为顺治，故称顺治帝。他不是满清首任皇帝，却即将成为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
    公元1644年4月，顺治帝拜多尔衮为大将军，命他统帅大军南下，继续与大顺、南明政权争夺天下。
    在劝降吴三桂后，清军大举入关，迅速消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公元1644年6月，多尔衮从统一中国的整体战略出发，力排众议，决定迁都北京。
    当年九月，顺治帝在北京天坛祭天，然后再次在皇极门（今太和门）即皇帝位，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满清坚持一贯的军政措施，在内政上保证了王朝稳固，在军事上几乎战无不利，推动清朝从偏居一隅的地方政权转化为统治天下的中央政权。
    这对满清统治者来说，无疑是吉利的，但对汉人来说却未必。
    随着天下定鼎，多尔衮军功暴涨，权势不断攀升，很快超越首席摄政济尔哈朗。他以调兵遣将时奏请钤印不便为由，遣人将顺治帝的皇帝印玺收入王府备用。
    从此以后，他出行使用的仪仗规制几乎与皇帝等同，而且要求官员在奏书中称其为皇叔父摄政王。
    不久他更进一步，改称皇父摄政王，其所用仪仗、卫从与皇帝等同，开始独揽朝政，不再请示顺治帝而自行称诏下旨。
    这时候的满清政事，大多数出自多尔衮的意志。
    他看起来非常重视汉人，并尊重汉文化。他重用汉官而沿袭明朝内阁票拟制度，公元1648年，又在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在满人之外另设汉人六部尚书。他甚至明文规定，允许满汉官民互相嫁娶。
    但他在骨子里却极为排汉。他任摄政王时期，推出了六大恶政，分别是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和屠城。
    多尔衮颁布的剃发易服令极其严苛，要求全体汉人十日之内尽废明朝衣冠，按照满族习俗剃发垂辫、着马蹄箭袖，违抗者直接处死。这就是所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汉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此他们成年之后就不再剃头发，都把头发盘在头顶，而成汉族衣冠。多尔衮推行剃发易服，就是强制汉族移风易俗。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为此做《断发》诗：
    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
    所谓圈地，即指将京畿大量土地无偿分给八旗王公贵族，造成大批汉族百姓流离失所。随着满清定都北京，大批满族官民迁入关内。多尔衮下令把北京内城几十万汉民强迫迁往外城，腾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这就是占房。
    与此同时，他还创造出跑马占地的方法。令人骑马拉绳圈占百姓良田，大肆掠夺农民土地。许多汉民因此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但多尔衮推行投充和逋逃，不允许他们逃亡。
    满清的王公贵族并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逼民投充，招收农民作为长工雇农。很多汉人不愿离开故土，被迫投入八旗人家充当奴仆。因为当奴仆的遭遇非常悲惨，他们不得不为活下去而逃亡。
    多尔衮于是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法律，即逋逃。逋逃法规定抓获逃人，鞭一百后归还原主，凡隐匿不报者就地正法并没收家产，左邻右舍也要受牵连，各鞭一百后流放边地。
    清军入关后，为打击明朝遗民的抵抗决心，先后进行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富庶繁华的扬州城一夜间化作血流成河的修罗场。
    这些惨无人道的严酷政策，显然与所谓“满汉一家”的思想自相矛盾。
    在多尔衮的高压政策下，顺治帝形同傀儡，而汉族百姓水深火热。
    幸好，他在外田猎时不慎坠马受伤，不治身死。
    顺治帝得以亲政，他依帝礼追尊多尔衮帝谥“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并上庙号成宗，以褒奖他对清朝立下的不世功勋。
    但短短不到两月，顺治帝定其十四条大罪，追夺其一切封典，毁墓掘尸。这纯粹是在泄个人私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