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没有损失，给予利益，没有灾难，坚持下去吉利。利于有所行动，得到无私忘家的臣子。
    自己没有损失，还能给别人带来好处，这种举手之劳就能帮助到别人的事，我们要坚持多做。
    如果连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去做，人与人之间会变得多么冷漠？
    苏东坡在调任汝州途中，遇到了难题。从黄州到汝州路途遥远，盘缠已然用尽，而且他的小儿子不幸夭折。
    王朝云在黄州生了一个儿子，苏东坡取名为苏遁。遁，取自易经第三十七卦，寓意自己远遁世外，表达对孩子的美好祝愿。
    苏遁满月的时候，苏东坡想起自己的处境，忍不住写了一首七绝《洗儿》：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伶俐，我却被聪明耽误了一生。只希望我的孩子愚蠢鲁钝，无灾无难官至公卿。
    苏东坡什么都好，就是自恃才高，管不住自己的嘴和笔。这次幸好他人在黄州，深山之中偏僻不传，否则这首诗一旦流传出去，搞不好又要闹出一桩惊心动魄的乌台诗案。
    苏遁夭折，盘缠已尽，苏东坡伤痛之余只得上书朝廷，请求不去汝州而暂居常州（今江苏常州）。
    汝州在河南境内，明显离帝都汴京更近，苏东坡为什么弃汝州而选择常州呢？
    古时候的交通，不如现在这么方便，高速、高铁穿山越岭，朝夕便至。
    苏东坡要从黄州抵达汝州，必须要沿汉水上溯到湖北襄阳，再从襄阳上岸，沿陆路进入河南境内，抵达汝州。这条路，与万里茶道湖北汉口至河南段大致重叠，船载马驮，绝非数日便可到达。
    而从黄州去往常州，只需一叶轻舟沿长江顺流而下即可，明显更快更省力。
    常州水网密织，风景优美，鱼丰粮足，更重要的是好弟弟苏辙就在不远的徽州任职。对于自觉仕途已无望的苏东坡来说，在常州既不用担心日常伙食，又有江南美景可赏，还能与家人朋友互通往来，堪称绝佳的躺平养老之地。
    这个请求对宋神宗无损，而对苏东坡有益，宋神宗很快批准了他的奏请。皇帝垂仁天下，便可深得民心，并为朝廷笼络无数忠心耿耿的臣子。只不过对于病入膏肓的宋神宗来说，司马光、苏东坡这些肱股之臣再也不能为他继续效力了。
    公元1085年正月，就在苏东坡准备前往常州时，宋神宗因病情恶化而驾崩，不足九岁的宋哲宗赵煦（1077年1月－1100年2月）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她起用司马光、吕公着、文彦博等元老故吏，罢除新法而兴旧制，史称元佑更化。
    此时的司马光德高望重，因完成煌煌巨着《资治通鉴》而被高太后看重，多次向他咨询治国方略。司马光先后上书，奏请广开言路、废新法、施仁政，重点指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高太后深以为然，任命他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司马光走马上任后，为从速废除新法，建议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吕公着、文彦博、范纯仁、苏东坡、苏辙等人召回朝廷。
    于是苏东坡像坐了火箭一样，官位节节攀升。只用不到半年时间，他从常州团练副使，历任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礼部郎中、起居舍人和中书舍人，最终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同时负责教育少年皇帝宋哲宗，成为帝王师。
    他的弟弟苏辙也累迁至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后来一度官居副宰相，进爵开国伯。
    司马光已经六十八岁，年老多病，多次上表请求辞官。但高太后不但不批准，反而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官拜宰相。考虑到这位三朝元老病体衰弱，特批他可以乘坐轿子入朝，且只需三天上一次班。深蒙圣眷的司马光忘我工作，终于彻底罢除新法。第二年，因身体不支病重去世，满朝悲恸。
    在司马光的葬礼上，心直口快的苏东坡忍不住和程氏兄弟起了冲突。
    程颐、程颢兄弟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目标。程颐的性格端方古板，有一次他给少年宋哲宗讲课，宋哲宗顺手折下一根柳枝。程颐见状板起了脸，劝谏道：“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老成持重的司马光听说这件事后，认为程颐太不懂得变通，如此教育可能导致皇帝不喜欢儒生。
    当端方古板的程颐遇到诙谐豁达的苏东坡，自然会发生一些故事。
    那一天，群臣在参加完太庙大典之后，打算结伴前去吊唁司马光。但是负责操持司马光丧礼的程颐不许他们进门，理由是《论语》中提到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孔子如果哭过，这一天就不会再唱歌。引申出来的意思是，如果有悲伤的事发生，这一整天就不能再快乐。
    苏东坡反唇相讥：我们是参加典礼之后再来吊唁，孔子又没说过“子于是日歌，则不哭。”
    孔子当然没有说过，唱歌以后不能再悲伤！
    程颐无言以对，但仍然固执地不让大家进门吊唁。苏东坡于是出言讥讽道：“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程颐食古不化，可谓山寨版的叔孙通。
    苏东坡不会料到，他只不过图一时口快，却掀起了蜀洛党争。从此，程颐的门人开始不遗余力地弹劾苏东坡，而以苏东坡兄弟为代表的川蜀官员也奋力反击。党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苏东坡离开了朝廷中枢，而程颐也被罢崇政殿说书，差点因此致仕。
    苏东坡的离开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以他当时的声望和影响，若是稍微圆滑收敛一点，有很大可能位居宰执。
    但圆滑的苏东坡便不是我们喜闻乐见的苏东坡了。
    旧党掌控朝政后，对新党的打击报复丝毫不逊于当年新党对旧党的倾轧，苏东坡对此不以为然。他并不赞同尽废新法，同时对旧党的腐败现象多有不满，于是新党认为他不是自己人，旧党也认为他不是自己人。当新旧两党都不能容他的时候，自请外调成为最好的选择。
    公元1089年，苏东坡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此时杭州恰逢大旱，饥馑与瘟疫一同发生。
    再次来到杭州的苏东坡，会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