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至东汉数百年间，辖境亦发生较大变化。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辽东由18县并为11县。《后汉书郡国志》载“辽东郡原设18县减为11县。即襄平、新昌、望平、安市、无虑、候城、平郭、西安平、汶（文改为汶，今瓦房店市）、番汗、沓氏。按县分布，平郭县周边地区依次为房县（今大洼县清水农场）、安市（今大石桥市汤池镇）、汶（文改为汶，今瓦房店市）、沓氏（今普兰店市）。仅据区划平郭县（今盖州城老城区）辖境当为”西北，房县交界，东北安市县交界，西渤海，西南汶县（今瓦房店市）交界，南沓氏县交界，东南至黄海。
    东汉县置有变化，但疆域即辖境是乎没有大变化。东汉时期社会发展较为迅速。辽东襄平（今辽阳）已经发展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紧跟其次，平郭县当时是辽东最大的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也相当发达。解放后，盖州地区陆续出土的一些汉代遗物。如盖州城内发现的汉代地下排水管道工程，盖州城北（今大石桥周家镇于家堡村）发现的汉代铁矿及炼铁等遗物及今汤池（原盖平县）汉代遗址发现的遍布山城的陶瓦片，盖州市城关办事处农民村（原丁屯村）、自治村，太阳升办事处沙沟村等发现的大量汉墓彩陶遗物等，可见当时冶铁、陶艺、砖瓦等制造业已达到相当规模，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
    在西汉那片古老而辉煌的历史长河中，钱币不仅是经济流通的媒介，更是艺术与工艺交相辉映的璀璨明珠。它们承载着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经济脉络乃至文化精髓，尤其是半两钱与五铢钱，作为西汉货币体系的主干，其铸造工艺之精湛、书法艺术之独特，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仿佛穿越时空的低语，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沧桑。
    当晨曦初破黎明的寂静，一束阳光穿透历史的尘埃，照耀在那一枚枚沉睡千年的西汉钱币上，铜光熠熠，仿佛能瞬间唤醒那段尘封的记忆。半两与五铢，这两个简单却意义非凡的词汇，不仅是金属与重量的度量，更是西汉王朝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的见证者。它们，以一种静默而坚定的姿态，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让人不禁沉醉于那段遥远而迷人的时光。
    西汉初期，半两钱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经历了从厚重到轻薄，从多样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八铢半两的沉稳、五分钱的轻盈、四铢半两的适中、三铢半两的精巧，每一种都透露出当时工匠们对铸造技艺的极致追求。尤其是那轻薄如纸、方孔硕大的榆荚半两，以及小巧玲珑、仅及指肚的袖珍半两，更是展现了匠人们超凡脱俗的创意与技艺。
    这些钱币的铸造，不仅要求精准的重量控制，更在于对铜料配比、火候掌握、模具雕刻等每一道工序的精细操作。工匠们以心传心，以手传艺，将一腔热血与智慧倾注于这方寸之间，使得每一枚钱币都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尤其是那钱文篆书，或古朴浑厚，或遒劲有力，一笔一划间透露出汉代书法的独特韵味，让人在欣赏之余，不禁感叹于古人对美的极致追求。
    随着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改革，五铢钱应运而生，它不仅统一了货币制度，更以其精良的铸造工艺和稳定的币值，奠定了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三官五铢、赤仄五铢、郡国五铢，这些不同铸造者留下的印记，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微妙平衡，也展现了各地工匠在铸造技艺上的交流与融合。
    五铢钱的铸造工艺，较之半两钱更为复杂精细。从铜材的选择、熔炼，到模具的设计、雕刻，再到浇铸、打磨，每一道工序都需精益求精。尤其是那钱文“五铢”二字，无论是直笔五的刚劲有力，还是曲笔五的婉转柔美，都体现了汉代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更有那旋读布局，文字以独特的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排列于方孔周围，既富有变化，又和谐统一，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和心灵上的震撼。
    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财政，推行了以三官五铢钱为核心的新货币制度。这一举措不仅统一了货币形制，提高了货币的质量与信誉，更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据史书记载，自武帝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五年的漫长岁月里，国家累计铸造了高达280亿枚的钱币，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西汉经济的繁荣，也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的卓越与高效。
    面对如此庞大的铸币需求，西汉工匠们没有止步于传统的铸造方法，而是勇于创新，发明了叠范法这一革命性的铸造技术。相较于以往使用陶、石、铁等材质制作单层钱范的传统方式，叠范法通过将多个钱范上下叠放，构建成一个多层结构的铸造模具，实现了从单一浇口同时向多个型腔注入铜液的目标。这一创新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铸造效率，使得一次浇铸能产出数倍于前的钱币，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保证了钱币的标准化与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