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本地人，四十多岁的样子，身材魁梧仪表不凡，经常上店里喝瓶啤酒，再随意跟我们聊上几句。开始跟他不太熟悉的时候，就听人传言，他是这个区域大哥级的人物，不光很有钱，且黑白两道都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之所以他会经常光顾我的小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看我们两口子比较实在，不像那些油嘴滑舌贼眉鼠相的讨厌之辈，所以他说愿意交我这样的朋友。
    当他问起我这房租多少钱的时候，我便跟他说了实话，他却啧着嘴说，早知道你这房租这么高，不如让你住我那儿，看我那房多好，离小区的门也近，位置比你这里好多了，而且我也不可能跟你要这么多钱。我只礼貌一笑说，是啊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可现在要搬家太麻烦了。他点了点头说，是的搬家是很麻烦，你这东西又多，不过等这里拆了你总要搬吧。我说那是，拆时肯定要搬。他说，你等着瞧，这里干不了多长时间一定拆，要不我那边儿的房给你留一间？我点头致谢，心里却想，是不是他在忽悠我，这市场干的好好的怎么会说拆就拆呢？
    那知没过多久，这里真的拆了，这市场的老板并在离小区很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市场，但那里近乎于荒郊野外，所以人气不旺，好多商户都没有随市场搬过去，我也搬到了老周的房子里去，而我隔壁有一家湖北小吃店，因他们小吃店的生意好，很挣钱，所以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说话得罪了老周，不久老周不光给他涨了房租，还被那帮混事的人，去喝酒时讹了五百块钱。
    后来因没有市场的吸引力，所以这里人气也不旺，我这生意也不好，见门前有一公交车站，早晨乘车的人还不少，于是我便了做了一辆煎饼车，干起了副业，早起卖上了煎饼。
    老周见我卖起了煎饼，便问我说，兄弟你怎么还干起这个来了？我说没办法，生意不好啊，不搞点副业就快维持不住了。他说，早起这车站这么些人，你生意还不好啊，要不你看这开发区哪里的地方好，能挣钱你跟我说，我再给你弄块地方。我想了想说，开发区虽然面积很大，但大多都是人烟罕至的荒郊野地，有些好地方基本上都被人占了。老周却说，没关系，你看哪儿的地方好，我把那人给打跑了让你干。听他这么说，觉得就是随口说个笑话而已，若真把人家打跑了，让我去干，那人家还不时常惦记着，我岂能干的安生，他老周也不能天天守在那里吧。
    …
    因那几年经常搬家，而二姐也经常换工作，所以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了，但从三姐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她这几年工作也不太顺利，却一直都在想着创业。
    那日当二姐联系上我时，我才知道，她已经弄了几台缝纫机，还租了两间房子，并让四姐从老家给她请来了几名工人，开了一个服装代加工点，专业给人代加工服装。
    那个年头，做这种生意的人很多，但像他们这做代加工的小老板，一般都是有老乡或亲戚朋友做着服装的买卖，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凭关系才有那种挣钱的保障。而二姐，只是凭这些年在服装行业的摸爬滚打，便认为自己技术娴熟，又认识了几个或许只是虚情假意的朋友，便认为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就自己单练了。而那些人，有单的时候，当然是拣着自己的亲友做了，实在做不过来才分派点给二姐一些做，而且价钱还压得很低，并且质量要求很高，所以二姐不光经常会接不到单，就算偶尔接了一些单，做完之后也会被那些老板们，以各种理由挑出毛病来扣钱，所以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即便如此，那些老板们还会压着不给结账，理由是等他们出完你做的这批活才能有钱，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过硬的关系，那就得有过硬的技术，让那些客户慕名你的手艺而来，或有丰厚的资金垫底，才能做得起来。而二姐这几种条件好像都不怎么具备，最后弄得甭说挣钱了，连工人的工资都付不了，甚至都严重到没钱交房租，没有粮食下锅了。
    所以当时没有办法的二姐找到我，问我该怎么办？了解到情况的我，当时有一些着急，也有些生气的说二姐，为什么在没干之前不来找我，让我帮你参谋一下，虽然对于服装行业我不大懂，但基于这些年做小买卖积累的经验，我可以帮你预估一下，需要投多少钱，会有多大的收益，成功的几率有多少，像你这等于只想白手起家的人，能不能经受得起失败，万一失败了，你是否能承受得了经济上的损失，与你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上班对比一下，哪个更具有实在意义？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顶多也就是资助你一点钱而已。
    对于创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与对风险的预判，也高估了自己的能量，所承载的能力，所以最终二姐的创业梦还是破灭了。
    然而创业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奋斗的二姐，为了能有高一些的收入，便去了某服装单位做起了业务员。在一次外出联系业务时，却误入了福建人养鸽子的一个大院，那院子里还养着一条凶恶的大狼狗。当二姐推开院子的大门，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那条恶狗便将二姐扑倒在地，并拼命的撕咬，导致二姐浑身多处受伤。而那赶来的老板将狗撵走后，只把二姐送去了医院便再也不管了。虽然当时也报了警，可能是那老板与警察已暗通款曲，所以警察也不带管的，得知消息的我十分生气，于是第二天便直奔当地的派出所，要找那所里的领导理论一番。
    那日上午约九点来钟，我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派出所，一位负责本案的副所长接待了我。
    那位副所长约四五十岁的样子，中等身材面庞黝黑，手里端着一个大玻璃茶杯，面无表情的将我让到屋里，就随手将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