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讲，我们曹家不仅有田地，有门面房，南城，还有一个豆腐组，解放后，小奶还是里边的领导呢。
    说起我们曹家的发家史，还是挺光荣的，据说，袓上可能是从江西某地迁来的，当然，已无从考证。最初是做豆腐起家的，先祖刚来时，由于贫困，买不起腰带，便用草绳系在腰上，没钱买牲口就自己推磨，那个时候可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一般都是买头驴子，拉着磨盘转，磨盘是上下两块有几百斤重的大圆石头做成的。一面钻出棱，叫磨齿，边上凿出一圈凹槽，齿冲上放到下边，另一扇中间凿两个眼儿，叫磨眼，齿冲下放到上边。将大豆用水泡好，堆放在上面一扇磨盘的平面上，再将一大罐子底下凿一个小眼，吊于磨盘上方，盛上水，使水从那个小眼儿均匀的往下流，推动磨盘使之转起来，豆子和水便从磨眼，进入两扇磨盘之间，碾碎后，进而加工做成豆腐。这个工艺流程，我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没上学之后，父亲做豆腐时，我一直在家里打下手。推磨要在磨盘的边上绑个棍子，要是两个人推就得绑两根棍子，一人扶着一根棍子，着于腹部，伸着脑袋，使劲儿向前推，才能让磨盘转动起来。这种活不仅要力气，还要有一定的技术和耐力，要稳步走，才能使磨盘平稳均匀的转动，才能使豆子多出豆腐，才能做出更好吃的豆腐。一般人两三圈后便头晕眼花，心潮翻涌，更甚者呕吐不止，感觉山摇地动，撕心裂肺般难受。不过锻炼一段时间，习惯了就好了，我是深有体会的。祖辈们通过艰苦努力，攒下了家当，发了家。
    父亲的太爷，生了三个儿子，其中有位最出息的，就是那位国民政府县委参议，可能是父亲的爷爷？父辈讲的也记不清了。古时的潢川不叫潢川，叫光州，潢川是后来改的名儿，说是因横亘于城中的小黄河而得名。当时，城西，尤其是西关向西，城里、乡里，父亲的爷爷，那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不管是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还是良善乡民，或官宦子弟，都会对他尊敬有加，甚至于言听计从。父亲说，当年光州出了西城，有两大地主，名旺家族，张姓，陈姓，其族长，张居、陈国仁，家大业大富甲一方，桀骜不驯，且两家联姻。曾经还有一个顺口溜，光州城，出西门，只有张居陈国人，螃蟹爬到塘埂上，大（夹）家对大（夹）家，也得看其脸色行事。
    那时候家族是有族谱的，也叫家谱，男丁和媳妇儿们是要写入族谱的，故去后牌位是要入祠堂宗庙的。辈份是提前排好的，有些甚至把下一辈尚未出身的，或是渴望得到的男丁的名字都取好，写入家谱。族谱都是用些励志吉祥的字，由族长组织，请族里有学问，头面的人物来编写的。编好后，后辈便用其中一个字，放在名字中间，或是后边，叫做某字辈，按顺序来排。比如我们家是：“陪大人建国有功”排到父亲，是建字辈，而我，便是国字辈，等到这些字全都用完了，再由族长主持人往下续。不过现在新社会了，族长没人选了，取名字也不按什么辈儿了，哪个字好就用哪个字。前些年，小爷在世时，曹氏宗亲还有人提议让小爷出来主持，再叙家谱，因为爷爷辈的只剩下小爷一人了。还有人说，等我回来后，一块儿张罗，因为族里好多人，都听说我很早就去了北京，以为我一定混的不错，其实不然，这种出钱出力的事儿，是不太好办的，所以搁置了，等小爷去世后就再也没人提及了。
    父亲的爷爷，兄弟三人，各自成家后，总共生了五个儿子，在那个封建社会里，男丁多就是兴事，不管长大干什么？有没有出息？总之，男孩儿多就是好事儿，重男轻女嘛。所以仅仅五个男孩儿，是达不到理想的，于是，便在续家谱时，特意多写了一个男孩的名字。过了好几年也没有男孩出世，眼看着父亲的奶奶辈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又过了几年，父亲的奶奶病故，父亲的爷爷又娶了一位黄花大姑娘，果然不负众望，没多久便生了个男孩，就是爷爷同父异母的弟弟，父亲的叔叔，我的小爷，爷爷辈儿的老六！到父亲这一辈已经有兄弟十个了，父亲排行老五，到我这辈，大概二十多个吧，父辈的叔叔伯伯们，我大都见过，还能记起来，而我这一辈的兄弟，大多未见过，甚至见了面，谁也不认识谁，只是说起前辈叙述家谱时，才知道是自家兄弟。
    那么我们是怎么到了农村的呢？原来呀，由于太爷是官绅地主，自然家境富庶了，爷爷就是官二代，富二代，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了，你看过去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大多是不务正业的败家子，所以爷爷也不例外。当然这样说自己的爷爷是大不敬的，虽然从未谋面，但从众多长辈中得到的信息就是如此，所以这样说也是尊重事实吗。
    由于爷爷游手好闲，吃喝玩乐再加赌博输了很多钱，太爷十分生气，打算把那乡下一百担课给爷爷，将爷爷分出去单过。可是爷爷成天不着家，跟本见不着人，实在没办法，只好作罢，太爷也不管了。而奶奶和那个后太奶奶又不和，经常吵架。再后来爷爷输的钱太多了，没钱了，就开始卖地。两路口那儿不是有一百担课吗，愣是让爷爷连卖再输给搞光了。
    就在那年的秋天，日寇侵略了潢川，还用飞机投下了炸弹。人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仓皇出逃，四爷爷骑着高头大白马，刚走到西关，就是现在的大马附近，被小鬼子的炸弹炸死了。由于国民政府的无能与不作为，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爷爷输了钱又卖了地，不好意思回家，又看到这种情形，便想到投军，救人民于水火。也正值国家用人之际，政府大量招兵买马，爷爷便背着家人报了名，随部队疆场厮杀而去。太爷知道后，懊悔不矣，赶紧派人去追，但未能追回。后来，爷爷再也没有回来，听人说在某次战役中英勇就义。
    爷爷走后，奶奶和那位复后的太奶奶矛盾更加尖锐，而父亲又很小，不谙世事。奶奶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年幼的父亲回到了娘家：张庄大队，从长大塘生产队又搬到陈小寨、曹围子、施围子绕了一大圈后才到付底庄。当时张庄大队有奶奶的哥哥弟弟侄子等，一大干子付氏家族的娘家人，所以从此就再也没回过县城的那个家。而父亲也跟随奶奶定居在了其姥姥舅舅的家门口。可以说，父亲的童年有一半时光是在城里、一半在乡下渡过的。
    在那个封建礼制下的奶奶，裹着小脚，带着年幼的父亲，虽然在娘家族人们的庇佑下，生活依然还是很艰辛的。奶奶的小脚已经不能下地干活来养活自己和我的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又嫁了一位罗姓保长作小。
    保长究竟算什么官？搞不太清楚，反正手里有枪，手下有兵。在旧社会，那就是有钱有势的人，就可以随便娶几个老婆。父亲也因此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过去穷人家的孩子是没钱读书的。记得父亲说他们上的是私塾，教他们的老师是穿着长袍，手里拿戒尺，严厉又认真的先生。
    每个时代都会生出调皮的孩子，但像他们这样有才的调皮孩子应该不多。他们不仅能在课堂上趁先生不注意时玩游戏，还能自编自导自演自唱：“先生教俺读诗书，俺叫先生屙肥猪，先生教俺读大学，俺叫先生屙称砣，先生教俺读诰子，俺教先生屙套子…”让先生听见后，自然少不了一顿惩戒！
    奶奶自从嫁了那位罗姓保长后，生活过得还算殷实，后来又生下了我的姑姑，就是父亲同母异父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