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执政的后半段，战火兵戈相较之前有所减弱。然而朝堂上却充斥着荒唐与黑暗，畸形的社会生态犹如一个巨大染缸，很少有人能独善其身。
    我们先从宦官讲起。
    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当红宦官左、右神策军监军窦文场、霍仙鸣荣升护军中尉，左、右神威军监军张尚进、焦希望荣任中护军。
    “护军”在唐时指高级军事长官，有些类似于现在的军长。左、右神策与左、右神威四军最高军事首长，全部由宦官担任。
    大唐在任命节度使时，通常比照尚书六部主官，用白麻纸书写任职命令，以示尊崇。窦文场虽说有权有势，但却从未享受过这个待遇，便在私底下要求宰相用白麻下诏。
    翰林学士郑絪得知此事，立即奉告德宗：“按照我朝惯例，只有在封王命相时才用白麻，现在却要用来任命一个中尉，不知陛下是只为宠爱文场，还是就此形成制度！”
    德宗虽然执拗却并不傻，以他的学识当然知道此事事关国家礼制，于是找来窦文场，态度和蔼的说：“文场啊，当初在武德和贞观年间，宦官官职最高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而已，五品以上几乎没有。李辅国当政以来，将此制度破坏。朕用你，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如果再用白麻诏告天下，朝臣一定认为是你逼朕这么做，对你不利啊！”
    德宗把话说到这个份，窦文场只得叩头谢恩离去。
    第二天早朝，德宗对着郑絪感叹道：“堂堂宰相畏惧宦官，对他们的无理要求竟不敢违逆。这样的事，朕以前不信。听了你的话，才发现的确如此！”
    当时的窦文场、霍仙鸣权势滔天，他们不断向各地输出“人才”，不仅藩镇将帅多数出自由他们一手掌控的神策军，就是连朝廷的三省六部，也有不少官员出自两人门下，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平心而论，德宗时期的宦官虽然势大，却还远没有达到可以左右皇权的地步。他们此时的地位更像德宗豢养的疯狗，替主子咬人而已。因此很难说窦、霍二人向各地藩镇渗透的行为，不是出自德宗授意。
    神策军这支曾经远在陇右的边军精锐，在当红宦官的掌握下势力愈发膨胀，既担负着保护天子的职能，还拥有许多机动力量，可以遂行各类作战任务。能不能打仗暂且不论，待遇上却是远超其他藩镇所属各军。
    贞元十四年（798年）八月，朝廷根据神策军不断扩充的现实需要，增设了左、右统军。由于禁军戍边赏赐非常优厚，众多边防将领大多请求将所部隶属神策军，统称神策行营。这样一算下来，神策军兵力增加至十五万人，跃居各军之首。
    贞元十七年（801年）九月，左神策中尉窦文场退休，副使杨志廉接任。不久，孙荣义也取代霍仙鸣接任右神策中尉，与杨志廉同为神策军最高长官，宦官势力更加猖獗。
    建中初年，德宗曾授权御史台，在每季终了前巡察京城各司及各军监所，发现有冤假错案、滥用刑法的，及时奏明天子。近几年，随着朝政的日益紊乱和神策军的如日中天，御史台不敢再去神策军检查，每次只是发个文走走形式而已。
    监察御史崔薳对下严历苛责，下属恨他恨的要命，将他诓入右神策军。崔监察不知是计，在神策军中指手划脚，吓坏了一众将士，急忙报告给了德宗。德宗大怒，让人把崔薳抓来，痛打四十大板，流放到了蛮荒之地崖州（今海南）。
    由此可见，德宗已将神策军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绝不允许朝臣染指。只是英明如他，怎会想不到一支失去监督的军队，最终会沦为绑架皇权的工具！
    讲完了宦官，再来谈谈吏治！
    当初在泾原兵变时，德宗被迫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组建流亡政府。小小的边城自然比不得国都长安，加之正值战火离乱，德宗过了段缺吃少喝的艰难岁月，这让他对没钱花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因此，在平定叛乱重返长安后，他拼命捞钱，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让他感到安全。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官员将帅知道了他的这一爱好，争抢着靠进献财物来换取皇帝恩宠，捞个一官半职。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对外声称这些进献，来自机动经费和历年节余。其实无非是扣留正常赋税，盘剥压榨百姓，克扣官吏俸禄所得。反正只要有权，何愁无财可敛！
    他们把这些额外收入大部分放入自己腰包，进献给德宗的不过十分之一二。
    在些地方大佬中，江西观察使李兼每月进献，西川节度使韦皋每天进献，荣膺送钱之冠。后来，常州刺史裴肃，靠着进献荣升浙东观察使，开创了刺史进献的先河。
    贞元十二年（796年）八月，宣歙观察使刘赞病故。幕府判官严绶利用暂时代理留后的机会，将府库所有钱物全部进献给了德宗，被德宗征召入朝做了刑部员外郎，开创了幕僚进献的先河。
    不要以为上述这些人都是贪得无厌的昏官，其实无论李兼、裴肃还是严绶，都是在当时颇有能力与政声的官员。特别是西川节度使韦皋，更是立下劝降南诏、拖垮吐蕃的丰功伟绩！
    这样优秀的人才，在大环境的熏染下都难以逃脱世俗的做法，可见吏治已经腐败到了何种程度！
    还有宗室出身的常州刺史李锜，因向德宗身边的大红人宫苑使李齐运行贿数十万，得以晋升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观察使倒还好说，盐铁转运可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肥差。
    李锜掌权后，靠着苛刻盘剥殷勤敬奉，受到德宗厚爱。又花费重金贿赂当朝权贵，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权力网，自此开始无所忌惮。有个叫崔善贞的读书人跑到长安写信举报他，德宗不但不予受理，反将崔善贞戴上刑具交给了李锜。
    李锜派人事先在路旁挖了一个大坑，等崔善贞到后竟生生活埋了他。这一残暴做法，令民众不寒而栗。
    另一位宗室出身的官员，司农卿兼京兆尹李实，靠着善于聚敛成为宠臣。他自恃得势，为政苛暴，徇私枉法。他说提谁用谁，只要话一出口，命令即刻就到；相反，谁若敢小小的违逆，一定会遭到贬谪流放。士大夫对他畏惧万分，甚至不敢正眼看他。
    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京城周围出现了饥荒。李实却借机敛财，还欺骗德宗，说什么：“今年虽旱，庄稼却长势喜人！”
    有了这句混账话，本来遇到灾情可以免掉的租赋照常缴纳，逼的百姓只能拆屋卖瓦上交税款。有个叫成辅端的优人作了首歌谣讽刺这种现象，歌中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硕五米，三间堂屋二千钱。”
    李实听到后大怒，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将成辅端活活打死。
    监察御史韩愈只因上疏提议，免除京畿百姓今年秋税，得罪了李实，被贬为阳山令。
    晚年的德宗，身边聚拢的全是些这样的人物。所谓人以类聚，由此可知德宗德行如何！即便他学富五车，即便他能言善辩，又能有什么用！
    最后再来聊聊宫市！
    所谓“宫市”，是指皇宫派人到市场采买所需各类物资，这里的“市”当“买卖”讲。
    唐时有制，宫中需要的各类物品，由职能部门到地方询价采购。到了德宗晚年，因嫌程序烦琐，便将这件差事交给了宦官办理。
    这些刑余之人哪有什么德行操守，他们拿着宫中开具的文书，在坊间强行购买所需物品，给的钱连成本都不够。时间一长，索性连文书都不要了，经常派出几百名“白望”到坊市查探，看到想要的货物，只说是宫中所需便直接拿走，商户根本不敢过问真假，更别说讨价还价了。
    他们用价值百文的货物强买人家上千文的货，把布匹撕成布条充当货币，谁要是收了还需缴纳“门户钱”和“脚价钱”。有的商户满载货物拿到市场售卖，碰到他们只能自认倒霉空手而归。名义上是宫市，实际上就是公开抢劫！
    有了这帮奇葩的存在，商户只得把价值较高的货物藏起来，不敢拿到市场上出售。平时，只要一见到宦官们摇摇晃晃的从宫中出来，大家都赶紧关门歇业、撤摊走人。
    有个进城的农夫，赶着一辆拉满木柴的驴车到坊间卖柴。他住在乡下，不清楚宫市这回事，见到一个宦官朝他走来也没躲避。宦官给了他几块破布要买他的柴，农夫接了布，宦官又向他索要门户钱。农夫吓坏了，想把手里的破布还他。宦官哪里肯干，让他把驴留下。
    农夫嚎啕哀求：“我家里有父母妻子，全靠这点柴火吃饭。你把我的柴拉走，不给钱就算了，还要拿走我的驴，我可怎么活啊！”
    宦官不为所动，农夫一怒之下将他痛打了一顿。巡街的衙役将两人带进衙门，好在当官的还比较英明，了解清楚情况后，斥退了宦官，赔偿了农夫柴钱。
    贞元十三年（797年）十二月，徐州刺史张建封借着入朝奏事的机会，将宫市弊端上报给了德宗。因张建封是诗人，与爱作诗的德宗私交不错，德宗这才重视起来。把分管宫市的户部侍郎兼度支苏弁叫来了解情况，苏弁早被宦官买通了，忽悠德宗说：“我们的宫市好啊，长安城里那么多的闲人，都是靠着宫市来养活的！”德宗居然信以为真，从此对此类奏章一律不听。
    京兆尹吴凑多次上疏指出宫市祸端，吴凑是德宗舅爷，宦官们不敢招惹，便在德宗面前构陷反对宫市的右金吾都知赵洽、田季岩。德宗不问青红皂白，将二人流放到天德军戍边。
    在德宗的大力支持下，宫市进行的如火如荼，再无人敢反对，一直持续到顺宗即位。
    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太子李诵突然中风，失去了言语能力。
    德宗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父子两人感情极深。李诵生病对他打击很重。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初一，众多皇亲国戚到宫中给德宗拜年，只有太子因病不能前来，德宗不禁老泪纵横，由此身患重病。
    正月二十三日，德宗驾崩，享年六十三岁！
    德宗在位二十七年，除去以“周”立国的女皇武则天，在大唐二十一位帝王中排行第三，仅次于玄宗、高宗。
    刚刚执政之初的德宗，在朝堂有崔佑甫、杨炎、刘晏这样的治世能臣，在边防有李晟、马燧、浑瑊这样的优秀将领。自身要求还极其严格，不爱钱财，从谏如流，颇有些太宗当年遗风。
    泾原兵变之后的德宗，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贪财、猜忌、不听人劝，搞得佞臣当道、藩镇跋扈、宦官专权、朝政紊乱。
    这一前一后的鲜明对比，让人不禁想起了前期英明、后期糊涂的唐玄宗。然而与玄宗相比，他前期英明不足，后期则又昏聩有余！
    当然，作为一位文采出众、思维敏捷的帝王，他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采纳李泌意见，推行“南连南诏、北接回鹘，西交大食、天竺”的外交战略，彻底孤立了吐蕃，让吐蕃渐趋没落。重用能臣韦皋，稳住了西川局势，重新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为大唐营造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外部环境。
    他在长达六年的泾原兵变中，靠着陆贽、李泌的出谋划策，靠着李晟、马燧的拼死力战，虽然把自己搞的狼狈不堪，却也给不可一世的河朔藩镇沉重一击，让他们实力大挫，失去了与大唐抗衡的资格。
    他重用贪官盘剥百姓，后期又一味姑息藩镇，保持了国家的大体平和，虽有敛财、姑息的骂名，却在客观上充实了国库。
    上述做法，为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开创“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
    属于德宗的时代宣告终结，不论好与坏，终归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