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之所以大量的使用老衙役当副局长，是因为这些衙役虽然不是官员，但是他们精通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帮助，赵安的人是很难快速的上手行政管理的，毕竟术业有专攻。
    但是也不能完全依赖于这一帮人，因为大明朝的衙役，大部分品行都不太合格，都喜欢压榨过底层百姓。
    所以赵安只是利用他们，度过这个缺少干部的时间段，等到改革开始过后，大量的新干部成长起来。
    赵安就会逐渐的，将这些人清理出去。
    这是县以上的行政机构 ，对于县以下的行政管理机构。
    赵安采用的是官——绅——民，三者共同治理的模式。
    每个村的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全体村民大会。
    日常管理由村委会负责，村委会分为三人，村长、会计、出纳。
    村长由上级任命，会计通过考试选出，出纳由村民选举。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村长决定怎么花钱办事，会计负责记账，出纳负责管钱。
    管钱的人不能花钱，花钱的人，不能管钱，专业的记账，交给专业的人。
    每年，各级政府都要公示各级政府的财政花销，既接受全体百姓的监督，也接受上级监察部门的监督。
    一旦发现有任何贪污腐败，或是渎职行为，都要接受惩罚。
    所有的公务人员，也都要公示自身及其家庭的财产情况。
    同时，赵安决定 ，将保宁府所有的无主土地 收归国有。
    从下达这条政令开始的一个月内，凡是原地主，必须拿着地契，重新登记土地，不重新登记的，统统当做无主土地，收归国有。
    对于保宁府内，所有人，不再收取丁口税，在农村实行摊丁入亩。
    凡是重新落户保宁府的人，每人都可以在当地分到3——10亩土地的承包权。
    这部分土地，一直到承包人死后，才重新划分，只需要上交少量的农业税。
    但是若是想要更多的承包土地，农业税就会加倍。
    对于那些私人土地，需要缴纳的农业税再加倍，当然，政府也会统一的回购土地，每亩土地价格，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私人土地，政府也是不禁止买卖的，但是政府会收取高额的契税，如果将土地卖给政府，则不会收取契税。
    对于所有参加安国军的人，退伍后，除了正常的补贴，政府统一赠送5亩土地，牺牲的，政府统一补偿家属10亩土地。
    与后世的土改相比 ，赵安的土地改革算得上是十分温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官绅力量，太过的强大。
    且，外有强敌 ，太激烈的改革，会将这些这些官绅推向关外的建奴。
    更何况后世马克不是说了吗，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此时的大明还是封建社会，赵安只将其往资本主义社会带就行了，至于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那就交给后来人吧！
    随着赵安的改革进行，大量的保宁市原住民开始回流，赵安同时选择将一部分农民军打乱，分散安置到各个县。
    陕西的很多难民知道了这项改革，也从陕西涌过来了，大量的难民。
    就这样，没过多久，保宁府的土地，就都分了出去。
    大量的难民拖家带口的逃来保宁府谋生，却因为来得太晚，无地可分，于是只能选择到工坊做工。
    不过很快，他们就喜欢上了工人这个职业，虽然当工人，使得他们没有了土地，但是工人却比农民轻松得多。
    况且赵安新的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公务员考试制度，废除了对工人以及商人的限制，使得工人，以及商人的政治地位大幅度的上升。
    一时间，大量的手艺精湛的工人，以及有钱的商人，都来到了保宁府。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仅仅是经过了半年的时间，被炮轰的阆中城就重新恢复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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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紫禁城内，崇祯帝朱由检正对着一众大臣大发脾气。
    “你们看看，看看，你们不是说建奴已经求和吗？怎么建奴又入侵了？你们不是说辽东大胜吗？怎么转眼之间，建奴又快打到京师了？杨阁老，你倒是说说看啊！”
    杨嗣昌原为兵部尚书，六月刚刚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
    此外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杨嗣昌曾经秘密启动与建奴的议和行动。
    杨嗣昌让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盲人卦师周元忠出使沈阳，试探皇太极口风。
    皇太极对其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
    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得到了崇祯帝的默许。
    这也崇祯帝的一贯特点，说好听一点叫爱面子，不想背上与建奴媾和的骂名。
    说难听一点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了皇太极写给高起潜的书信。
    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如果不同意和谈，夏天或是秋天的时候，就打你。）
    杨嗣昌于是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皇太极和谈，但崇祯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说白了还是怕担责任。
    后来，杨嗣昌秘密与建奴和谈的事情，被泄露了出去。
    言官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杨嗣昌，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并将杨嗣昌比作猪狗、人枭。
    杨嗣昌也上书，批评言官不顾兵部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
    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崇祯帝于当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台。
    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黄道周大谈纲常伦理，指责夺情起复又擅自议和的杨嗣昌忠孝两亏。
    杨嗣昌则紧抓黄道周曾为“杖母烝妾”的郑鄤辩护一事，说黄道周自称“不如郑鄤”，就是连禽兽都不如。
    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
    尽管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未对和谈表示明确支持，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
    皇太极见此情形，乃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劫掠，是为‘戊寅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