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身不由己，这是小国的悲哀。

    焉耆本来是泥孰系的大本营，

    侯君集灭高昌之战，焉耆成为唐朝的盟友，战后获得了自己失去的三城，还有一千多被掳的人口。

    但情势逐渐发生了变化。

    贞观十四五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盛之时，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屈服于乙毗可汗的淫威。

    西突厥监统大臣屈利啜，为了将焉耆王室彻底拉下水，为自己的弟弟迎娶了焉耆王的女儿，将双方深度捆绑。

    而射匮可汗被立，乙毗咄陆失势之后，焉耆依然还和乙毗咄陆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乙毗咄陆的势力开始退却，原属于他们控制的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城市，就成为唐朝必须经营的战略重地。

    焉耆首当其冲，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贞观十八年，郭孝恪请求主动出击，李世民批准了这一计划，以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直指焉耆。

    郭孝恪是个行动派，他率领三千精兵，磨刀霍霍。

    天佑大唐，老天给郭孝恪送来了一个天然的帮手。

    在郭孝恪即将发兵之时，焉耆王的弟弟栗婆准兄弟三人，投奔郭孝恪。

    这也是大势所逼，不得不然。

    当时，在西域，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和唐朝支持册立的射匮可汗，势不两立，小的国家，必须也只能选边站队。

    以形势而论，射匮可汗的局面要优胜，但焉耆多年来在屈利啜（属于乙毗可汗系）的经营下，已深度成为其附属，无法回头。

    但焉耆国内的反对势力，却认为这会给焉耆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他们这一派中以焉耆王的弟弟为首，主动向郭孝恪投诚。

    这是天大的喜事，郭孝恪立即以栗婆准为向导，直抵焉耆都城。

    焉耆王龙骑支并不惧怕。

    因为都城四面环水，是一个绝地，而西突厥乙毗可汗也早就对他承诺，一旦有变，将全力支援。

    但龙骑支失望了。

    他既看轻了郭孝恪，也看重了屈利啜。

    郭孝恪久经大风大浪，小小焉耆都城的防备，在他眼里，不过小菜一碟，他命令士兵潜水而渡，先隐藏起来，等到天明时分，全军一齐鼓噪，奋力登城。

    一鼓作气，一击而下。

    郭孝恪俘虏了焉耆王突骑支，将他送至长安。

    郭孝恪留下栗婆准监摄国事，撤军回到西州，这其实也是唐朝的一个弱点，那就是虽然可以取得一城一地的胜利，但却缺乏足够的兵力去巩固和善后。

    西突厥看准了这一点，屈利啜的反击来得非常迅速。

    三天之后，屈利啜大兵临境，栗婆准没有还手之力，被其囚禁。

    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屈利啜虽然得势，但在乙毗可汗失势的大局面下，他也没有固守的资本，西突厥的射匮可汗捡了个大便宜。

    按照惯例，被唐朝册封的射匮可汗（泥孰系）需要向唐朝报告军情的发展。

    但这次射匮可汗派出的使者，却遭到了李世民的痛骂，“焉耆者，我兵击得，汝何人，辄来统摄。”

    射匮可汗当时已在和乙毗可汗的战争中占得先机，但西域广大，他还需要继续打出唐朝这面旗帜，他必须维持表面上的附属关系。

    射匮来了阴阳两招。

    他表面上听从了李世民的训斥，从焉耆撤兵，但同时，他也狠狠打了李世民的脸。

    他将栗婆准送到龟兹斩首，然后立了阿那去为新的焉耆王。

    射匮可汗实际上成了焉耆的主宰，兜兜转转，焉耆又回到了泥孰系突厥的手中。

    这其实也印证了唐朝虽然已经正式介入西域，但却缺乏足够的力量去统治这么辽阔的地方。

    唐朝还没有做好准备，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军事上，以及认识上的。

    正如贞观十六年，李世民曾经自怨自艾地说：“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得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麹文泰弟子，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

    显然，如果要经营遥远而广大的西域，光靠唐朝现在的人力和架构，即使能胜，也无法固守成果。

    要想更进一步，就必须开创新的模式。

    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已在心中做了一个庞大而充满希望的构思，在西域这块土地之上，完全可以以夷制夷，他将大规模地启用番将和番兵。

    从而可以让中原的将领和战士，成为管理者和协调者。

    但西域前线，郭孝恪依然要承受屈利啜的雷霆之怒。

    为了夺回焉耆王突骑支，也为了报复郭孝恪，他率领五千劲骑，追击郭孝恪到了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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