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这次我们共同守卫运河浮桥的事情，我跟聂道兵由一见面就眼红的冤家，到后来关系好得能穿一条裤子，有一次我喝了点酒，问他:“在浮桥边的时候，你咋突然做出这么悲壮的选择？都差点把我感动哭了！是良心发现了吗？”
    这个家伙的回答又让我们狠狠打了一架，耳朵都差点拽掉了:“狗屁的良心发现？当时琢磨着反正也不容易走掉了，不如搞两句好听的，让你们这帮家伙愧疚一辈子，最好连觉都睡不着！”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当天晚上，就迎来了几批掉队的官兵，抬着不少伤员。没有了浮桥，只能划着小船慢悠悠的过河。
    搭设浮桥的木板被乔木匠改造成简易的船桨，破烂的船只也进行了修理，能勉强凑合用。
    浮桥虽然没有了，但我们仍在这座河岸边建立了临时的渡口，协助这些掉队的官兵们过河。忙碌了整夜，直到天色渐亮，我们才得以稍作休息。
    就在这时，我们身后远处突然冒出一大群人。我们紧张地拿起武器，准备应对可能的敌人。但出乎意料的是，来的是一群穿着百姓服饰的人，他们手中捧着食物和热水，说是听说我们在这里坚守，特地赶来支援。
    看着这些朴实的面孔和手中的物资，我们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原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并不孤单。
    他们帮忙把伤员转移走，同时他们也问出了让我们难以回答的问题:“国军兄弟们，你们什么时候还能再打回来？”
    老陆这个啥用没有的教书先生，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他站在百姓中间，慷慨激昂地发言:“我们有辽阔的国土，有悍不畏死的官兵，有百姓的热情支持，中国不会亡，暂时的撤退是为了以后的反攻。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我们一定会再打回来的。”
    说心里话，我们自己心里都没有底。
    杨娃子最近阴阳怪气的话太多了，这次又嘟囔了一句:“这个教书匠真会哄人，把人哄死拉倒！再照这么打下去，不知道还有多少能扛枪的中国人呢！”
    乔木匠从来不把他当军官来看，总是在他发牢骚的时候杵他的肺管子:“你娃不是修仙的道士吗？咋个不能把太上老君请下来灭了日本鬼子？”
    杨娃子丢过去一块土疙瘩，骂道:“都是你们这帮瓜娃子不省心，害得老子道心不稳，请不来老君！”
    诸葛丹反唇相讥:“你娃是看到女娃就乱道心吧！还怪起来老子们了！”
    我们在南岸扯淡打屁，聂道兵在北岸和鬼子的骑兵杠上了。
    骑兵自古以来就是步兵的克星，即便是到了热兵器时代，依旧如此。鬼子的骑兵突破了机枪的封锁，冲进了河岸阵地，开始了单方面的屠杀。
    南岸的我们，却无能为力。只有鬼子骑兵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时候，才有机会用机枪招呼一下。
    聂道兵组织了一个手枪排，勉强打退了鬼子骑兵。
    北岸阵地已是一片狼藉，日军的步兵进攻又开始了，炮弹把阵地炸得尘土飞扬，聂营长收缩了兵力，准备与日军硬扛到底，这个时候与敌激战意义已经不大，可是他们压根就没有撤退的机会，一旦下河就会成为鬼子的活靶子。
    我们的迫击炮朝着北岸阵地前方盲目地发射着炮弹，希望可以给他们减轻点压力。
    北岸的兄弟伤亡越来越惨重，借给他们的步兵炮被推进了运河，这是因为炮弹打光了，又不想便宜鬼子。我们还看到几个重伤员爬到运河边，一头扎了进去…
    我下了当官以来最坚决的命令:过河增援！
    好在没人发牢骚，杨娃子屁都没放，第一个跑下河堤，跳上一艘木船，其他人也跟着下场，这次我们增援了半数兵力，80多人乘坐20多艘小船，用自己能找到的所有工具拼命划船，都想尽快增援到北岸。
    北岸阵地比我们想象的更惨烈。原本300多人的一个营，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还有三十多号伤员，他们仍然坚持战斗，鬼子的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疯狂进攻，想一口把我们全部咬死。目测这波鬼子兵力起码在我们三倍以上，他们有炮兵有骑兵，这场战斗中的双方实力极不对等，显然北岸已无法据守，再坚守下去，只是白白送死了。
    聂道兵也受伤了，左胳膊被手榴弹炸掉了一截，被简单包扎了，他面色苍白，依旧咬紧牙关在指挥战斗。
    我跑到他跟前大声说:“别他妈的逞能了，撤退吧！”
    他右手指着前方的鬼子说:“狗咬的太紧了！现在撤不了啊！”
    他说的没错，双方已呈现胶着态势，如果我们此刻撤退，必然遭到对方掩杀。
    我冲着前方战壕里的杨娃子大喊:“杨连长，必须坚持到天黑！”
    这一声连长叫得他心花怒放，大声回应我:“不需要你娃废话！老子晓得！”
    我们不再节省子弹，轻重机枪全力开火，打退了这波鬼子的进攻。
    一片乌云飘到我们头顶，天色越来越暗，时值五月中旬，这个季节的雨水说到就到，我再次朝杨娃子大喊:“道长，赶紧做个法，求这老天下场雨吧！”
    也不知真的假的，这家伙手里拿着一把刺刀，原地迈着奇怪的步伐，念念有词，然后猛然向天上一指，随着几声炸雷，闪电给天空割开一条口子，豆大的雨点瞬间砸了下来，把这干渴的战场浇了一个透，雨水掺着血水，把战壕内外的土都染红了。
    乔木匠激动得朝杨娃子竖起大拇指:“你娃牛批死了！”
    杨娃子不可置信的看着手里的刺刀，摸摸脑袋，疑惑地嘟囔了一句:“老子得道了？”
    大雨，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鬼子已经无法再次组织大规模进攻，这是我们撤退的最佳机会。
    聂营长身边放着好几个手榴弹，冲着我们大喊:“带兄弟们先撤，我替你们挡最后一道！”
    我再次跑到他身边，大声骂了一句:“你他娘的挡个屁的道？显着你了是不？”
    然后一记手刀劈在他后脖颈上，把他打晕了，然后扛起来就跑，他身边的两个兄弟分别在我左右扶着，一起冒雨下了河堤上了船。
    这次船上的人不仅要划船，还要往外面舀水，不然等不到回南岸，船就沉了。
    借着老天的庇佑，我们成功地把所有人撤回南岸，等鬼子踩着烂泥占领北岸阵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在南岸朝他们扮鬼脸了。
    所有的木船都被我们推进运河，让它们随波逐流去吧，下游的老百姓谁捡到算谁的，反正不能留给鬼子。
    我们有近半数人有夜盲症，一到晚上就跟瞎子一样，但也不得不相互拉扯着趁夜撤离战场。
    我们的炮弹打光了，每人只剩下不到五发子弹，干粮袋里的面粉已经被泡成了面糊，即便这样也不能扔，接下来还有几百里路要走，也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局。
    穷怕了的川军兄弟们不舍得扔下重机枪迫击炮和高射机枪，抬着他们艰难前行。
    我背后的聂营长昏迷过去了，身上滚烫滚烫的，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也陆续开始发烧。
    冒雨赶夜路，时不时就有人摔倒，我们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在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寻求帮助，我们敲响了村口一户人家的大门，得知我们是撤退下来的国军，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躲雨，人太多，他家躲不下，他就接着去敲其他人家的门，总算能喝上一口热水了。
    诸葛丹和徐志凤着急忙慌地给伤员处理伤口，用药水清理完创口之后，撒上磺胺粉或者白药粉，再进行重新包扎，物资紧缺，也只能这样简单处理了。
    这个村的村长戴着斗笠找到我，劝说我们把重伤员留在村里，他们会帮忙照顾，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地窖，是储备粮食和躲避鬼子用的，正好可以用来安置伤员。
    我们商量一下之后，感觉也只能这样了，带着这么多伤员，大家都走不脱，行军大半夜了，估计也仅仅只是前进了不到二十里地，照这个速度，鬼子明天一早来一个急行军就能追上我们。
    那些重武器也没法带走了，尽管十分不舍，也只能委托村长找一个地窖藏起来，至于以后有没有机会使用，谁也说不准。戏剧化的是，多年以后，这些武器国民党军队没能取回，反而被解放军拿去用了。
    我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大洋，感觉不够，又朝杨娃子伸伸手，这哥们啥都没说，也把自己身上的20块大洋掏给我了，接着就是老陆和乔木匠，这些钱还是我们上次从土匪那里搜刮来的，一毛钱都没用。
    我把这100多块大洋，硬是塞给这位老村长，他说啥都不愿意要，徐志凤劝说道:“伤员需要请大夫，平时需要吃药吃饭，也需要专人照顾，咱老百姓生活也清苦，这些钱你们必须留下，不然我们也不放心把这二十多个伤员留下。他们好了之后还要追赶队伍，也是需要路费盘缠。”
    老头抹着眼泪收下钱:“苦了你们这些孩子了！我们等你们打回来！”
    我又朝杨娃子伸伸手，他一脸疑惑的问我:“你娃要干啥？”
    “再借我20个大洋！”我边说边朝他的口袋里摸。
    他一边拍开我的手，一边捂住口袋往后退，神色慌张的说:“老子没钱，刚不给你了吗？你还要钱干啥？都是一人分25块，我又没多拿一个，剩下的都让我买大烟了，没有没有了！”
    我解释说:“这次我回不了家了，我想让村长帮忙给俺爷捎点钱去。让老爷子知道我还活着！”
    徐志凤听完就要把自己的钱借给我:“姐姐我这里有钱，我借给你！”
    我摆摆手说:“不用，这弟们有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倒腾大烟起码挣了五十块！”
    杨娃子更紧张了，死死抓住自己的口袋说:“这是我的老婆本，还有我妹妹的嫁妆！”
    乔木匠听得不耐烦了，直接上手去抢，咬牙切齿的说:“天天脑袋别裤腰带上，还不知道能活到哪天，留着钱干啥？到时候你把你妹妹许给傻大个，这嫁妆不也省了吗？”
    杨娃子似乎想通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抓出一把大洋，认认真真地数了三遍，拍到我手里，严肃地说:“别忘了有钱还我！我妹妹的主意就别打了！”
    我接了钱，切了一声:“放心！不稀罕！”
    谁知道你妹妹长个啥样呢，万一丑得吓死人，不是白瞎我这一个黄花大小伙子了么？
    把钱递给老村长:“大爷，求你个事，我这次回不了家，劳动你跑一趟耿集乡王庄村，交给俺爷闫宗儒，告诉他，俺活得好好的，打跑了鬼子就回来！”
    那村长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哎呀呀，原来是老闫家的小子，认识了，认识了，果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事大爷给你办了！”
    我现在只记得那老村长姓彭，利国镇龙门村的。
    我也挺佩服杨娃子的，这家伙脑子真管用，我关禁闭那三天里，他偷偷摸摸跑到镇上买回来一块大烟膏，然后又高价卖给那帮川军兄弟，还没人敢还价，实打实的一个奸商！
    聂营长中间醒了一次，说的第一句话是:“别扔下我，我还能打仗！”
    他是长官，肯定是要带着的，不然他的那些兵也不会同意。
    我们跟重伤员告别之后，又踏上了逃命的旅程，我扛着轻机枪，背着大刀，身上挂着手榴弹，子弹袋里装满子弹，肩膀上还挎着一把驳壳枪，我估摸着，就算遇到鬼子，凭我这一身全队最好的装备，起码也能拉一个垫背的。
    那些留在当地百姓家里的重伤员伤愈之后，极少数能有机会回到老部队，大多数人都留在当地生活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伤致残，国军那边只能把他们按照失踪人员来处理。这就是大家无论多难都想回到老部队的最大原因。